“爹，娘，今天我带着‘感动中国’奖杯，给你们磕头……”4月17日，高秉涵在山东菏泽祭祖。年初接受颁奖，举起奖杯那一刻，他说自己只有一个念头：“我想我娘。”

　　高秉涵把奖杯放在父母坟前，捡走落枝，轻添新土。他觉得，父母如果九泉之下有知，“定会称赞我是一个点灯的人，一个为社会尽孝的人”。

　　20多年来，他护送上百坛台湾老兵骨灰回大陆，点亮孤独亡魂回家的路。13岁离乡，颠沛流离，长夜痛哭，心里放不下的，就是回家。

　　家是妈妈的叮咛，家是故土的芬芳。回家，是天大的事。

　　多咬了一口，只有一口

　　1948年，13岁的高秉涵告别老家。在小学教书的母亲宋书玉担心长子安危，让他投奔国民党设在南京的学校。临行前叮嘱，如学校解散，一定要紧随人潮，跟着帽檐有太阳的部队走。

　　“要活着回来。”这是母亲说的最后一句话。

　　离家那天是农历八月初六，石榴熟得裂开了口，外婆随手摘下一颗，塞给高秉涵。他在菏泽城东关上车，与母亲泣别。看着鲜红晶亮的榴籽，他忍不住低头咬了下去。同学推他说：“你娘在跟你打招呼呢。”

　　多咬了一口，只有一口。再回头，车子刚好拐弯。“看不见妈妈，我抱头大哭，把石榴扔了。后来每次看到石榴，就伤心，想妈妈。”

　　65年过去了，高秉涵再也没和母亲见面，再没吃过石榴。

　　颠沛流离的日子里，山东少年随汹涌人潮，努力求生。混乱中，他双腿被滚烫的粥烫伤，无处医治，伤口腐烂生蛆。

　　采访时，高秉涵掀开裤腿，大片黑色死皮疤痕触目惊心，这些逃生路上的烙印，已伴着主人一起慢慢变老。

　　伤口疼痛刺骨，太难熬了。有好几次，高秉涵想过死。“为了活着见妈妈，我要挺住。”长途跋涉半年，他来到厦门海滩，被人流裹挟着挤上赴台湾最后一班船。

　　初到台湾，他睡火车站，和狗搏斗，到垃圾桶抢食。举目无亲，艰难而顽强地，活着。

　　逢年过节，高秉涵常独自上山，对着大陆，放声哭喊：“娘！娘！我想你！”他半工半读，凭不懈努力及老乡帮助，考入台北建国中学夜间部和台湾“国防管理学院”法律系，毕业后到金门任法官。1973年退出军界，成了律师。

　　“换做我，比他逃得还快”

　　很多老兵在台湾没成家，也没后代，郁郁寡欢，只想回家。1964年，高秉涵判过一个这样的人死刑。

　　一名郑姓士兵思母心切，冒险抱一只轮胎，试图游回厦门的家。第二天一早终于登岸，他举起双手对走过来的持枪者说：“别杀我，我是回来看妈妈的。”

　　殊不知，游了一夜，海水回流，又被冲回金门。“他以为到厦门了，结果一上岸就被抓。”按当时台湾“军法”，他难逃一死。

　　这名逃兵当年是厦门渔民，出门给瘫痪在床的母亲抓药时，被强抓入伍。

　　明知险象环生，他仍决意要逃，因为挡不住家的召唤———部队驻防金门，离厦门直线距离只有几公里。天晴时，能看到自家村庄的屋顶。咫尺天涯，痛彻心扉。为见妈妈，他不惜一切代价。

　　“探母无罪。我是刽子手，杀害了一个想回家的人。他一直说要见妈妈，我受不了。”这份死亡裁决，高秉涵下得很痛苦。“如果换做我，比他逃得快，逃得早。”

　　临刑前，逃兵提出最后要求：委托高秉涵将珍藏多年的给母亲买的药，带回厦门。一些药片，几成粉末。他每次想起这个细节，内心都刺痛难忍。

　　20多年来，他坚持送台湾老兵的骨灰回家乡，既是身为儿子的一次次救赎，也为安抚天下盼儿归家的母亲。

　　两岸开放后，高秉涵首次回大陆，就去厦门找那名逃兵的母亲。“她若同意，我愿尽孝。”只可惜，斯人已去。

　　在那位冒死回家探母的士兵身上，高秉涵看到了自己。他借诗抒意：“我在他方流浪，母在彼岸感伤。岛过处，还是岛，汪洋远处，仍是汪洋。茫茫大海，何处是爹娘。”

　　寒风冷雨中，没有寒衣

　　高秉涵从未放弃联系母亲。1979年，两岸还没通邮，他去西班牙开会，借机投出家书，辗转多国，寄到老家。他在信里呼唤：“娘，我会活着回来……你一定要等我！”借此鼓励母亲，坚强地活下去。

　　信寄出后的几个月，漫长如同几个世纪。噩耗伴着回信，姗姗来迟。拆信之日，母亲已去世13个月。

　　上世纪80年代，高秉涵两次在香港与家人会面，抱头痛哭：“咱娘不在了，连说句话、磕个头的机会也没了。”

　　弟弟告诉他，母亲常年沉浸在漫长的等待和思念中，直至生命尽头。“我走以后，家里就没了笑声。除夕夜吃团圆饭，妈妈总是泪流满面，很少动筷。”餐桌旁，会多放一个碗、一双筷，“过年了，妈妈让我陪她吃一餐。”

　　在母亲宋书玉枕头底下，藏着儿子幼时唯一一张照片，和他穿过的小棉袄。枕着这些宝贝，她想儿子想了一辈子。

　　对母亲，高秉涵留有两个印象：一是白天，留短发，穿中山装的教书先生，表情严肃；二是晚上，煤油灯下做棉袄时哼唱：“寒风习习，冷雨凄凄……母亲心里，想起娇儿，没有寒衣。”他至今记得这段旋律。“我需要温暖，需要妈妈。”

　　母亲拔过的火罐，用过的体温计，用来捣蒜的小钵子，残缺眼镜，褪色头绳，他都悉心收藏。一件湖蓝色旧绸衣，一直挂在墙上，不舍得洗，怕丢一根丝。他每天用头、用脸顶顶旧衣裳，“就像回到了妈妈怀里。我快80岁了，还跟小孩儿一样。年龄越大，越想妈妈。”

　　最多时，家存7坛骨灰

　　1987年10月，台湾当局开放民众赴大陆探亲。4年后，高秉涵踏上阔别43年的故土，在村口站了半小时才敢走进。“我怕，唐诗‘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形容到极致了。”他为孙女取名佑菏，即保佑菏泽之意，还创立台湾菏泽同乡会，为家乡设奖助学，捐钱修路。

　　但许多老兵直到人生谢幕，也没赶上这天，只盼有人帮自己了却回家的遗愿。一开始仅老乡请托，有媒体报道后，许多陌生人也来找高秉涵，还有些电话来自大陆，请他寻找在台亲友，或帮助办理遗产继承。

　　有时，他把骨灰交给老兵家属，但遇到无亲无故的，只能找一块玉米地或一棵大槐树，撒灰入土，感叹说：“老哥，你算真的回家了。”

　　自己百年后，他也盼归乡。“撒到村庄周围，无需骨灰坛，也不用扫墓。太太如有意见，那就一半留给她，一半带回老家。能叶落归根，走也心安。”

　　年近八旬，骨瘦如柴，却手捧七八公斤重的骨灰坛，来回奔波。妻子说：“大家都知道是好事，都称赞他，但都不愿去做。”

　　出发前，高秉涵会先按手续领出骨灰坛，暂存自家。妻儿起初难接受，女儿还曾被吓得尖叫。“不合风俗，感觉怪怪的。”妻子建议存别处，送前再取。他坚持：“存取太麻烦，全是老哥们，没事。”

　　最多时，家里存了7坛骨灰。家人还没习惯，邻居又开始投诉。“想到同一座楼里放着骨灰，他们就害怕，轮流上门抗议。”有一回，儿子回家哭着说，隔壁同学的奶奶嫌他晦气，整天和死人同住。

　　大家最终被高秉涵的坚持感动。妻儿后来常去机场送行，抢着帮忙。怕旅客有意见，他每次上飞机，都提前装坛入箱。

　　活在感恩里，无惧死亡

　　有一次，高秉涵受同乡遗属之托，去花莲群山深处领骨灰。上山途中突降暴雨，随时可能塌方。出租车司机怕危险，提前折回。高秉涵不愿放弃，冒雨步行上山。赶到公墓，办完手续领到骨灰坛，已夜幕低垂。

　　凄风苦雨中，找不到车，高秉涵只能留守山间。抱着骨灰，在墓地熬了一夜。他说不怕，“活着的人跪谢我，佩服我；死去的老哥爱我，感谢我，在地下列队欢迎呢。我活在感恩里，所以不怕死。”高秉涵不只一次梦见，他回到了菏泽，老哥们手拿鲜花排队等候，抢着拿行李，他和他们一一握手……

　　花莲，夜雨迷蒙，高秉涵恍惚间觉得墓碑下的老兵复活了，一幕幕场景在眼前闪回———忽而光着脚丫，在童年的田埂上追逐嬉闹；忽而身陷枪林弹雨，穿梭于弥漫硝烟；忽而撒腿狂奔，冲在浙闽崇山峻岭之间；忽而步履蹒跚，走在台北闹市街头……

　　岁月流逝，老兵们终将迷失在雾一般的岁月里。微风拂过，高秉涵仿佛听到漫山遍野的老哥们在地下齐声呐喊：“我要回家！”

　　他听得心惊肉跳，哀婉惆怅之余，顿觉重任在肩，必须抓紧时间，帮更多人了却夙愿。他说，台湾还有21个菏泽老兵等着。“老哥拜托我别先走，要等他们都走完，任务才算完。过去，他们牵着我的手来到台湾；现在，我要抱着他们的骨灰回家。这是责任，也是感恩。”

　　“我会送到走不动为止。”高秉涵眼下迫切想找到慈善机构，传承这份责任。“全台湾有几十万老兵期盼魂归故土，我毕竟只能帮很少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