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我中学毕业，分配到上海古籍书店工作，非常开心。去报到的前一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梦见许多书堆得像山一样高，我攀上了高高的书山的巅峰……

　　上海古籍书店开创于1956年，十年动乱初期，古籍书店被迫停止了大部分业务活动，但仍然坚持收购古籍、碑帖、字画，为国家抢救和保护了大批图书、文物。如宋刻本《咸淳临安志》、明刻本《虔台舆图要览》、明成化刻本说唱词话、戚蓼生序本《石头记》等数十种孤本、珍本、善本的发现，以及大批明清、近代书画作品和许多珍贵碑帖的收购，正是古籍书店职工在特殊历史条件下作出的重要贡献。

　　“四人帮”被打倒后，一种强烈的使命感促使古籍书店职工夜以继日地投入整理古籍的工作中，将一批批古书分门别类地标价出售。那时读书人还处于“书荒”后的“饥饿”中，每天都有许多人排队购书。有些读者没能买到自己梦寐以求的书籍，我就为他们做好缺书登记，一旦有了就及时通知他们。

　　有一次，一个十二三岁的少年，从杨树浦走到福州路，就是为了买一本柳公权的《玄秘塔碑》练习书法，但排队轮到他已经买完了。他失望地看着我，恳切地对我说：“谢谢你替我找一本《玄秘塔碑》好吗？我实在太需要它了！”我接过那少年手中被汗水浸湿的四枚5分钱硬币，心里特感动。我叫他等等，就走进门市部后面的小栈房，替他找了一本留存的《玄秘塔碑》，定价0.2元。看着他得到那本碑帖时高兴的样子，我真正感到作为一个古籍书店职工的光荣。

　　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我作为上海古籍书店的收购员，为了收购古籍、碑帖、字画,经常去济南、太原、沈阳、西安、郑州、洛阳、开封、武汉、九江、南京、苏州、杭州、绍兴等地出差。当时的条件，出行再远也不可能乘飞机，都是坐火车、汽车或轮船。在漫漫的旅途中，我总是手不释卷，虽苦犹乐。

　　我认识到自己收购古书、抢救文物工作的意义深远，责任重大，因而十分热爱自己的本职工作。为了不使珍本、善本从自己眼皮底下溜走，我发奋自学古籍版本目录学，经常求教熟悉业务的老同志，并登门请教顾廷龙、潘景郑、吕振白等一流的版本学专家，使自己的版本知识日益丰富，为日后整理、研究古籍打下了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