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十字会在中国有一百多年的历史，政权几经更迭，其与政府间的关系也一变再变。不过但凡有战争、有灾荒的地方，都会有红十字会的身影，历史上曾积累下很好的声誉。回顾一下红十字会的管理模式与慈善活动，对今天也不无借鉴意义。

　　创办医院救助伤兵

　　国际红十字会在1863年成立于瑞士日内瓦，初名“伤兵救护国际委员会”；次年12个创始国签署了《改善战地陆军伤者境遇之日内瓦公约》，立意在战争时期为双方伤兵提供不分彼此的救助。中国第一次注意到这个组织是在同治十三年（1874年），当时中日两国在台湾发生冲突，上海的《申报》与《字林西报》讨论了伤兵救助问题。

　　光绪二十年（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在华的西方外交官、传教士、商人等自发组织了红十字医院。清军体制还处在前现代，军中缺少专门的医疗机构，因此这些外国人担负起了军医的职责。东北辽阳地区的联合长老会在营口创建红十字会医院，开始时中国士兵不知道他们是做什么的，心存疑虑，但看着自己的同伴一个个从医院痊愈，使得越来越多的伤兵主动来向外国医生们求助。到后来，清军甚至和红十字会医院建立了联系，为后者提供必要的帮助。

　　曾在东北救助伤兵的戴理医生统计，1894年12月营口仅有红十字医院一家，但到了第二年4月，这个数字就上升到四家，前后治疗中国伤兵上千名。营口率先行动后，烟台和天津等地也都建立起红十字会医院，收治从东北撤下来的伤兵。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日本红十字会组织“赤十字社”随军出征，他们不仅治疗日军，也在中立的原则下，对中国军人和百姓施以救助。

　　甲午战争以中国的失败结束，但让中国人第一次感受到了红十字会的作用。不久孙中山翻译了《红十字会救伤第一法》；《申报》发表《创兴红十字会说》等文，力陈创建中国红十字会的必要性。中国商人和官员中的有识之士也都为此上书朝廷。

　　“山寨”机构渐获国际认可

　　红十字会在中国扎根是源于另一场战争，即光绪三十年（1904年）爆发的日俄战争。中国虽在这场自己国土上的战争中宣布“局外中立”，但炮火无眼，东北百姓流离失所。如果中国政府施以援手，那就有破坏中立的嫌疑，因此需要一个在政治上处于超然地位的组织出面，红十字会恰好满足了这个条件。

　　时为上海记名海关道的沈敦和曾留学剑桥大学，熟知西方事务，他率先倡议以“万国红十字会例，力筹赈救北方被难民人之策”。1904年3月，沈敦和、施则敬等二十余人发起建立了“东三省红十字普善会”。当日除了商讨筹款方法外，特别强调要“赈抚兼施，医药互治，用符西国红十字会之本旨。”这个组织虽以“红十字”为名，却是中国人自己挂牌子的山寨机构，没有国际红十字会的承认，日俄两国都不买账。

　　沈敦和于是找到在晚清负有盛名的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请他帮忙。后者出面邀请在上海的各国士绅，拉起一个国际性的组织，使交战不能不给予其中立地位。“东三省红十字普善会”由此改为“上海万国红十字会”，中、英、法、德、美五国代表都参与了进来，在全部45名董事中有中国人10名，外国人35名。

　　李提摩太在成立大会上说：“设局之意，首在筹款。唯所筹之款，并非交付俄人日人支用。且将来拯救难民，不分中外。”做慈善活动没有钱不行，他们在《申报》刊登劝募广告，一个月内就收到来自各方的捐款近十万两，既有来自民间的小额捐助，也有清朝地方政府的拨款，而盛京将军增祺一人就拿出一万两来赈济自己辖区内的百姓。

　　打仗的地方在东北，红十字会却在上海，如此必然难以达到救济灾民的目的，因此设在牛庄（位于今辽宁省的南部）、山海关等地的分会相继应运而生。红十字会的工作人员在战区发放粮食、棉衣、药物，广设粥场，救济百姓。将中国百姓送出日俄交战地区也是红会的一项重要工作，通过赠送车票、补给路费等措施，共使13万难民成功“出险”。战后统计显示，东北地区有46万余人受惠于上海万国红十字会。

　　清政府对上海万国红十字会是支持的，不仅曾拨银十万两，还命驻英使臣张德彝在瑞士日内瓦签署了《日内瓦红十字会公约》，以政府名义加入国际红十字协会，获得了正式创办红十字会的资格。

　　在天灾人祸中穿梭

　　上海万国红十字会因日俄战争而出现，1907年战争结束，它应该何去何从？经报政府许可，其改组为中国红十字会，排除了外国董事，成为中国自办的红会组织，有官方身份的盛宣怀被推举为首任会长，同时将会名改为“大清红十字会”。总会也从上海迁往了帝都北京。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革命军与清军在武汉对峙，双方伤亡都很惨重。沈敦和抛开设在北京的总会，自行在上海发起“中国红十字会万国董事会”，派遣30余名医生开赴武汉前线，抢救伤兵，宣称“救人宗旨不分革军、官军”。由此，红会分裂为南北两个，北方被清政府承认，南方的则得到革命政府的许可。

　　医生们在战场上救治伤兵是要冒枪林弹雨的。红会医生王培元乘船过江时，突然有清军士兵向他开枪，他赶忙高举起手里的红十字会旗，那士兵非但不理，甚至还发射大炮，险些就打中了王培元。来自丹麦的医生峨利生被中国老百姓誉为“神医”，因为他曾将一位头部被流弹穿过的平民救活。峨利生在战场往来奔波，以致积劳成疾，不幸去世。

　　当清政府被推翻，共和国在南京创建的时候，中国红十字会不仅合二为一，也终于被日内瓦的总会所承认。只是政权变动，在盛宣怀后被前清任命为会长的吕海寰地位尴尬，亟须获得新政府的委任。吕海寰是莱州掖县（今烟台莱州市）人，历任清政府工部、兵部和外务部尚书，一向关注慈善事业。1912年9月15日，中国红十字会召开了首届会员大会，公推大总统袁世凯、副总统黎元洪为名誉总裁，吕海寰为会长、沈敦和为副会长，同时制定了《中国红十字会章程》。

　　不知道是不是效仿《临时约法》，红十字会也规定了“三权分立”的原则，设在上海的总办事处有行政权，上海常议会有立法权，北京总会的主要职权则是与各级政府与外交使团打交道。当时中国红十字会的自治性质表现在常议会上，36名常议员由会员投票选出，以副会长为常议会议长。

　　北京政府对红十字会自行通过的章程并不满意，又发布《中国红十字会条例》，规定了政府对红会的监管权，希望用行政权力改变红会自治的状况。只是中国在辛亥革命后没有一天是太平的，政府也不太顾得上管红会的事。而“二次革命”、白狼起义、护国战争、护法战争等战事中，都有红十字会的救助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