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险的夹缝

　　自从有了送孩子出国的想法后，张健就一直注意观察、培养孩子的独立能力和适应性。他觉得儿子自信不足，做事缺乏主见，最重要的是容易被环境干扰。而这种状况又非一朝一夕所能改变的。初二下学期的时候，张健才跟儿子提出送他出去读书的事。但没想到遭到了儿子的反对，最主要的理由是他并不喜欢英语课。儿子希望在国内上大学之后再决定是否出国。几番沟通之后，儿子一直坚持自己的想法。张健还是决定尊重孩子的选择，重新回到高考的主流路线上来。他不想再像孩子小时候，像学钢琴那样逼着儿子出国。一脚踏空，就很难从头开始了。

　　北京世青国际学校国际教育研究中心主任李锰认为，很多家长并没有真正意识到这种“非主流”教育的风险。“有些家长认为，孩子在公立学校读不好，转到国际学校或私立学校就能学好，然后直接去国外读大学，便一路坦途了。这是一种很深的误解。”李锰说，“而且国际学校一点都不能给孩子减负。比如我们的IB课程，它是141个国家承认的国际课程，其中数理化的难度很大。”

　　李锰看到很多孩子的结果并不风光，甚至没有那些在国内参加高考的同龄人走得稳健。“我们总是听说哪个孩子又被送出去读中学了，好像挺神气，但是其中有一部分去了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读书，根本不适应，又回到中国。公立学校他们回不去了，因为已经没法去竞争高考。可是我们国际学校对孩子英文程度和学习程度要求也高，他们进不来，就好像掉进不同系统的缝隙中去了，不知道该怎么办。”李锰说。

　　最近收到的两个小学生简历让李锰印象深刻。两个孩子都是外籍身份，小小年纪却已荣誉众多，“不仅多才多艺，全国比赛得过好几个第一，还被评为市级三好学生，各种荣誉看一遍都要花10分钟。我都纳闷，这怎么培养的呀，真是神一样的家长”。但最后，李锰的学校并没有录取他们，主要原因在于英语成绩偏弱。“因为西式教育强调公平，如果一个孩子英文水准低于这个班的普遍水平，老师就得花大量精力去提高他的水平，这对其他孩子是不公平的。所以如果英文水准不够，我们一定不会收。”李锰说，“但从这两个孩子身上，已经可以看出这条道路的竞争状况了。”

　　另一方面，中国家长喜欢将孩子进入某所大学作为成功的标志，但实际上美国大学宽进严出，并不好混。“美国总体的大学毕业率只有57%（这与很多学生半工半读有一定关系），哈佛本科生的毕业率也只有88%，所以有些中国孩子虽然进了美国名校，但是最后还是读不出来。”李锰说，“这部分孩子是沉默的，不被大众关注。这就越发让那些进入国外名校的孩子们光环闪亮，而更多的家长则备受鼓舞。”

　　于欣欣发现，在美国，中国孩子跟寄宿家庭的来往没有想象中那么紧密，大部分中学生还是习惯于掩藏个性，不多说话，吃完饭就回到卧室。长期下来，孩子英语水平并不像家长设想的那样很快提高，双方的沟通也不顺畅。来美国的孩子90%不适应饮食，曾经有一个学生因为吃不下东西，最后患了胃病，住院一个月。当他在病床上讲出原因后，美国房东才恍然大悟，连声道歉，承诺以后改进。此外，能接受寄宿生的美国家庭一般都是普通的家境，并非像大家想象中的豪车洋房，很多还不如学生在中国的房子宽敞舒适，国内的中产家长抱怨寄宿家庭条件差，但条件优越的美国人又不会赚这点费用。

　　需要思想独立的还有家长，家长们不懂英文，没法跟学校、寄宿家长沟通，同时又摆脱不了遥控孩子的习惯。“既然让孩子出国，就应该放得出去。”于欣欣说。有的家长因为微信联系不到人，就心急火燎地打电话让她帮忙寻找，结果打了一大圈电话，最后寄宿房东发现孩子就在家里睡觉，是手机忘了充电。

　　穿新鞋、走新路

　　2011年，北京四中与美国布里斯中学合作开设了中美高中课程暨AP课程实验班。这个目标直指美国大学的中美课程班，每年学费为10万元。安迎在第一次招生咨询会上向家长们承诺：“招生分数线，不会低于四中普通高中班10分。如果只有一人上线，就给一人开班。”换句话说，四中不会降低生源的素质。进入国际班的学生，同样应该具有冲击北大、清华的实力。实际的录取结果，与四中分数线基本持平。

　　学生除了要参加中考外，还要参加英语口试，甚至面试。这种变化在于，以前成绩不好的学生才会花钱择校；但现在尖子生也愿意多花钱，为自己选择一条新的成长之路。安迎并不希望把国际班办成参加“洋高考”的另一种应试教育。“在这里的学生，我们不是为他们准备托福和SAT成绩。我要发现他们的兴趣，建立他们的人生价值。而且他们要为自己的发展目标去付出，这些都是他们升入知名大学的条件。哈佛不仅仅要托福和SAT的高分，更要有梦想、有兴趣并为此奋斗的人。”安迎说，他在家长会上强调，“美国大学升学体系的好处在于，其评价体系是多元的，成绩不是唯一标准。即使SAT拿了2400的满分，也有被哈佛、耶鲁拒绝的案例。”

　　从某种意义上，这也是中国应试教育与西方教育的重要区别。高考分数今天仍是一根无形的指挥棒。尽管在基础教育中，课程改革、兴趣教育、社会实践的努力从未间断。但由于与升学无关，这些教育内容仍不断被边缘化。“中国基础教育的最大问题在于，我们用一个目标———高考分数———代替了教育的全部过程，而且这还是一个很短期的目标。但是办学校和办培训班的目的是不一样的，特别是国际学校。”安迎说。他以前带高三毕业班时，经常听到学生对家长说：“考多少分是我的事，报什么志愿是你们的事。”这样的孩子进了大学后，热爱他的专业吗？从事这样的专业他会幸福吗？有多少人是因为热爱而选择这个职业呢？“我们培养了很多学生，但他们的幸福感却不强。很多孩子不知道自己追求的是什么。每次升学都意味着一次失落，去美国大学也有这样的状况。所有对教育的宣传甚至都是功利性的成功学，写的升学目标如何实现———走进哈佛，走进耶鲁———进了之后就结束了。”安迎说。

　　安迎发现，中国孩子在高中很少有自己的理想，分数是唯一的目标。但是在美国大学，他们希望看到学生自己的想法和发展倾向，看到学生为此的努力和坚持。所以中国学生的“非主流”成才之路，首先要改变的依旧是家长和学生的教育观。换新鞋，才能走新路。在国际班中，安迎竭力推动孩子们的兴趣发展，以及领导力的培养。“在主校区我们国际班大概有60多个高二学生，四中全校1500多人。学生会里有一半干部都是国际班的学生。”而另一方面，中国应试教育与学生管理方法的优点也值得重视，“中国孩子毅力强，能忍耐枯燥，美国大学都爱招中国的研究生，因为中国学生能吃苦，做事专心致志”。

　　在学生管理上，中国是以班级、集体主义为核心的管理模式，西方则强调以个人主义为中心。个性强的学生往往受到影响，但集体也可以给个人发展有力的支持和推动。所以，优秀班级的学生总是成绩更好，进步更快。

　　去年，安迎的女儿去参加了一次戈壁行走的学生活动。安迎后来问女儿：一个人单独走和几个人一起走有什么不同？女儿回答说：“一个人走得更快，效率高；而几个人一起走，则能走得更远。”摘自2013年第22期《三联生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