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最大兴趣是读书。记得30年前，有一回从北京乘火车硬卧回上海，上车时带了一本戴厚英的长篇小说《人啊人》，下车时就已经看完了。

　　喜欢读书，则养成相应的习惯，那就是不断地买书。再加上来来往往大都是文人，“秀才人情”便是送书。所以家中藏书放满40多个书橱，新书还在源源不断增加。然而当我结识电子书（e-book）之后，大有相见恨晚之感。

　　我第一次接触电子书，是在书店里看到出售电子书光盘，内中有《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光盘，也有《邓小平文选》光盘，当即买了一套。其实，当时我家中已经有一整套纸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总共13册，在书架上占了一大排。这套书当年在上海买不到，我是从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的门市部买来，用一只拉杆箱吃力地拖回上海。可是《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光盘只薄薄一片而已。

　　此后，网上的电子书多起来，有的可以购买，有的则免费下载。我开始像当时买纸质书那样，建立起我的电子书库。我把电子书储存在移动硬盘中。据我测算，500本电子书，大约占用7个G。也就是说，5万本电子书，也就700G左右。我买了一个2000G移动硬盘，不过饭盒那么大小，足够装15万册电子书！如果我跟电子书“相逢少年时”，家中就不必定做那么多又大又重的书柜，足足可以腾空40平方米！

　　现在很多人喜欢用iPad或者阅读器看电子书，我则习惯于把电子书显示在电脑屏幕上，这样可以把字体放大，比纸质书上的字大得多，看起来很省力。我也加入“低头族”的队伍，把几十本电子书输进手机，在乘坐地铁或者火车时“低头”阅读，可以充分利用时间。

　　书店大都是出售新近出版的纸质新书，而电子书则新旧皆备。我所收藏的电子书，偏重于文史类，尤爱那些老书。比如，瞿秋白的《多余的话》、赵超构的《延安一月》，还有张学良元配夫人于凤至的《我和汉卿的一生》、左舜生的《近三十年见闻杂记》等等。每一本书，都增加了我的历史见识。

　　我发现电子书很大的优越性在于具备搜索功能，这给我的写作带来极大的方便。我打开《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输入搜索词“乔木”，毛泽东从1949年9月起所有对胡乔木的批示、信件，哗的一下全部出来了！正因为这样，我很注意收藏各种年谱类的电子书，诸如《毛泽东年谱》、《周恩来年谱》、《邓小平年谱》，把采访所得的资料与这些年谱相对照，以保证准确性。比如英籍女作家韩素音告诉我，周恩来总理曾经8次接见她。我把“韩素音”作为搜索词输入，《周恩来年谱》显示这8次接见的时间是1956年7月5日、1959年11月13日、1960年12月3日、1961年4月1日、1962年9月10日、1965年9月10日、1969年11月7日、1970年9月9日，非常准确。

　　我很仔细读电子书《杨尚昆日记》，从中求证了不少重要史实。比如，邓小平缺席1959年的庐山会议，一般党史著作都以“因病缺席”而一笔带过。杨尚昆在1959年6月5日日记中记载，“夜间11时半”，“小平同志……不慎滑倒，经医生诊视，后来即送入医院会诊，2时半北京医院来电话，确定是骨折（右大腿），必须卧床8周”。杨尚昆当时是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所以对邓小平骨折的记载史实可靠而清楚。

　　这些年我还把新著的电子书通过电子邮件发给外地以至国外的文友，省却了寄赠样书的诸多麻烦。

　　战国时的惠施曾以“学富五车”作为著作丰厚的象征。那时候他的车上装的是竹简书。进入纸质书时代，人们以“著作等身”形容著作之多。到了电子书时代，作家们变得“谦逊”起来，因为即便像美国阿西莫夫那样一辈子写了近500种著作的人，用一张薄薄的光盘就全部装走他毕生的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