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部“爆料”轰动全球

　　今年6月，英美媒体大量报道原美国中情局雇员爱德华·斯诺登通过提供内部文件以及接受采访的方式，向世界泄露美国政府大规模监视计划内情，在全球引起轰动。

　　不同人群以及国家之间相互侦察以获知对方资讯，早已屡见不鲜。我国古代著名军事家孙子提出“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就指出了知悉对手情况的重要性。在当代国际社会，无论是人力情报还是国家技术侦察等手段，均为各国普遍采用。

　　即使没有斯诺登，各大国可能也早就掌握了相应证据。但是，斯诺登的揭秘还是让国际社会大开眼界，在一定程度上帮助各国更为深入地了解到美国在网络空间的无孔不入。

　　根据目前透露的情况，美国在“9·11”事件后大力整合情报部门，16个情报局的预算在十年内翻了一番，目前已达526亿美元。

　　美国开展网络渗透的对象十分广泛，从朝鲜、巴基斯坦到德国和诸多欧洲盟国无所不包，亲疏不分，远近平等。美国不仅监视远在其他大陆的国家，对自己家门口的美洲大陆更是不放过，就连巴西和墨西哥总统的通讯也在其情报机构的严密监视之下，这使后者的国家机密在美国政府面前几乎“裸露”。

　　美国政府对他国电信网络发动了长期的密集攻击，从网络枢纽上截留了海量的网络信息。由于美国在互联网技术上的垄断性优势，美国政府通过本国的信息企业，可以随时进入到使用者的系统进行窥视。

　　此外，美国国家安全局还发展了强大的密码破译能力，结合超级计算机，美国政府目前已经具备了强破传统加密的能力。也就是说，世界上任何网络机密在美国政府面前基本透明可视，无密可保。

　　国际社会反应强烈

　　美国政府大规模网络监视计划，激起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应。美方辩解称，实施监视的目的是为了国际反恐预警，将正在网络上拟议与计划中的跨国犯罪活动扼杀于摇篮之中。

　　但是，美国实施大范围网络跨国攻击以及广泛侦察他国政府并监视其领导人的做法，不仅无法用国际反恐需要来解释，而且严重违反国际法和他国主权。因为政府领导人的通讯属于国家主权范畴，其权利得到国际法的保护。

　　美国的这种大规模监视，甚至延伸到联合国，对象包括秘书长潘基文以及一些国家的使团。美国的盟国英国也不甘落后，侦听了在英国出席国际峰会的外国领导人的电话。这些消息一经披露，引起许多国家的抗议。

　　除了要求英国予以配合，美国还长期同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盟国合作，形成了横跨欧美与大洋洲的号称为“梯队”的电信监视系统，长期实施全球电信监控。

　　正因为如此，尽管美国政府对斯诺登泄密恼羞成怒，誓言将其缉拿惩处，但世界上许多国家对斯诺登表示了理解，因为他揭露了美国政府滥用反恐名义无限扩大本国权利，而对他国保护机密的主权利益毫无尊重的事实。不仅拉美一些国家表示愿意接受斯诺登的避难申请，俄罗斯更是不顾美国威胁，率先向斯诺登提供了一年的临时避难权。

　　美国国内也对政府过度监视本国民众的问题展开了大辩论，尽管不少国民并不同意斯诺登泄露国家机密，但他们同时也反对美国政府将网络监视扩大化，并迫使美国政府对网络监视的法律监管进行改革。

　　美国处境四重尴尬

　　斯诺登事件发生后，美国政府十分尴尬，这主要表现在四方面。

　　首先，美国深受泄密打击。大批美国顶级机密进入公共阅读的领域，对美国国家安全形成冲击。斯诺登泄密将使国内外恐怖分子更多地了解美国反恐的架构与手段，因此也将提高反恐的难度。

　　因此，对于斯诺登损害美国国家安全利益的行为，美国政府各部门大多深感愤慨，誓言对泄密者全球追缉，严惩不怠。

　　其次，暴露美国对网络安全的双重乃至多重标准。美国一贯反对他国偷窃美国网络信息，但自己却长期并大规模地从事窃取他国网络信息的行为。如此虚伪行径，令美国脸面无光。美国闯入他国网络窥视与偷盗他国信息，却要求他国不可对美国“礼尚往来”，实在有欠公正。

　　斯诺登事件发生后，美国总统奥巴马实施了三条对应措施：第一，要求进行内部调查，美方试图拖过风头，将来不了了之；第二，答应与他国政府内部沟通，寻求低调处理；三是反唇相讥，声称美国只不过做了他国都在做的事情。

　　可是美国不愿换位思考：即使他国对美国实施了网络攻击，这些国家只不过做了美国也在做的事情，况且还是美国率先挑起了网络对抗，而且在攻击规模和能力方面大大领先。

　　第三，美国权威严重受挫。美国对斯诺登全球堵截，不仅吊销了他的护照，还对他国软硬兼施，要求不得允许斯诺登过境入境。这确实造成了斯诺登被迫滞留莫斯科谢列梅杰沃机场的窘境，也激起一些国家对斯诺登的同情。

　　俄美为此激烈对峙，俄罗斯声称对斯诺登飞抵莫斯科事先并不知情。普京总统以俄美之间没有引渡协定为由，断然拒绝了引渡斯诺登的要求，并给予斯诺登一年的临时避难。考虑到斯诺登仍拥有尚未公开的大批美方机密，斯诺登逗留美国国外不啻是随时可能引爆的定时炸弹，美国政府怎能安心，美俄关系不可避免地继续走低。

　　最后，美国泄密屡禁不止。最近40年来，美国屡屡出现对外泄密的严重事件。1971年，美国国防部官员丹尼尔·艾尔斯伯格对《纽约时报》泄密，让其刊登美国政府内部关于越南战争实情的文件。1972年，美国联邦调查局副局长马克·费尔特向《华盛顿邮报》爆出“水门事件”，披露尼克松总统为争取连任而滥用公权。

　　近年来，这种严重泄密行为又卷土重来。2010年，美国陆军上等兵布拉德利·曼宁因对美国的伊拉克战争不满，将多达70万份的政府文件交给“维基揭秘”网站。加上这次的斯诺登泄密，美国政府更是雪上加霜。

　　合作应对网络安全

　　网络安全问题并非一国的问题，而是各国面临的共同挑战，因此必须通过国际合作予以治理。

　　鉴于网络空间的非实体性，人们对网络风险以及管理的认识正在深化。客观上，美国实施网络“先发制人”的做法必然迫使他国加强防范，甚至导致各方为自身利益而在网络上施展手脚。

　　近年来，美国朝野指责中方攻击美国网络的声浪此起彼伏。美国民间机构不时发表一些研究成果，批评中国黑客侵犯美国知识产权。美国行政部门与国会也相互呼应，不断对华施加压力，似乎美国才是这场网络博弈的唯一受害者。但是，斯诺登揭露了美方的双重标准。美国向包括我国在内的诸多国家长期进行“精确定制”的网络侵入，严重损害了中方的国家利益。

　　我国政府已经表示，中方没有组织“网军”对美发动攻击。从理论上讲，不进行网络进攻不等于不需要发展网络防御能力。尤其是中国深受网络被侵之害，如不发展网络防御则无异于城门洞开，放弃国防。

　　由于斯诺登的揭密，世界愈加清楚地认识到中国所受的网络攻击不少来源于美国政府，因此中国要求美国政府对此做出解释并立即停止对我国的网络侵犯。

　　今年7月，在美国举行的第五届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上，两国首次设立网络安全工作组，启动了双方的合作进程。两国还决定在今年年底再度协商，通过持续性的对话以解决双方关于网络安全的关切。

　　由于网络攻击很难有绝对的追溯性，目前要在全球范围彻底问责网络攻击还无法做到。但是，这不意味国际社会的成员无法就网络安全进行最低程度的合作。

　　就如世界各国在非传统安全威胁面前需要合作，国际社会也完全有可能相互“抱团”，对付个体性的黑客威胁。至少，所有国家都不难达成共识：不应对彼此的基础设施进行攻击，尤其不应破坏彼此的金融与能源基础设施。　　

　　对于中美在网络世界的博弈，政府层面应加强合作，引导良性竞争，反对恶性竞争。如果通过中美网络安全工作组的合作可最终达成两国可操作的网络安全准则，那斯诺登事件就将成为中美在网络安全领域“转危为机”的重要机遇。

　　中美双边准则一旦为更多国家所接受，中美无疑将成为在一个重要的国际安全领域的共同引领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