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出心声

　　徐玉兰认真地听着，把总理的每一句话都印进了脑海。她提醒自己，出访演出，既是一种文化交流，也是一个学习的机会，自己一定要好好把握这次机会。

　　1955年6月下旬，由许广平带队的中国越剧团登上了列车，开始了首次出访的旅程。途中经过一个车站，因要停靠较长的时间，所以大家都起身活动一下手脚。忽然，从车厢外涌进一群苏军战士，用半生不熟的中文喊着，要找“梁山伯”、“祝英台”。原来，这是一批从旅顺、大连撤回的苏军，1953年徐玉兰等去旅顺、大连慰问时，演的正是《梁祝》，所以当他们得知车上就是当年前去慰问演出的越剧团时，便立即赶了过来。王文娟不在车上，所以“梁山伯”徐玉兰自然就成了中心，被他们团团围住，有的战士还打着手势说，当年他看演出时都感动得流泪了。徐玉兰也很感动，她想，自己一定要好好演，不然也对不起这些热爱中国越剧的外国军人。

　　在长达半个月的行程之后，7月2日，越剧团在民主德国的东柏林进行了首演。

　　大幕拉开了，全场响起一片惊叹声，《西厢记》清丽精致的舞台布景，首先就给了观众强烈的视觉冲击。演出非常成功，剧场秩序井然、鸦雀无声，既没有交头接耳的嗡嗡声，也没有吃喝食物的窸窣声，良好的剧场氛围让演员得以全身心地投入角色的创造，使表演水平都得到了超常的发挥。演出结束后，民主德国的总理格罗提渥还上台跟演员亲切握手。7月24日，越剧团为驻德苏军演出了《打金枝》《拾玉镯》《楼台会》等剧目。徐玉兰的《拾玉镯》还被拍摄成电影。

　　其实，徐玉兰本来一直是担着心的。徐玉兰担心的并不是剧组的演出水平，而是因为文化的差异，对方会不会欣赏越剧这门艺术。

　　那年在旅顺、大连为苏军演出时，苏军曾在剧院门口贴过一张海报，把清秀俊朗的越剧小生，画成了一个京剧中的红脸关公，或许在他们心目中，中国的戏曲都是差不多的吧。可现在，这些高鼻子、蓝眼睛的日耳曼观众，在观看演出时却是如此地投入和陶醉，随着剧情的变化、发展，他们时而欢笑时而唏嘘，情感反应与剧情相互呼应，完全一致。都说艺术无国界，在那一刻，徐玉兰对这句话有了更深的体会。

　　7月底，越剧团到了苏联，先去了列宁格勒和明斯克，后又到了莫斯科。

　　在莫斯科的演出也是极其成功的。当时苏维埃最高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也亲临观赏。当帷幕徐徐拉开时，偌大一个剧场内无一人走动，所有的观众都衣冠楚楚、屏息凝神，似乎在等待一个重大的时刻。这是对演员最大的尊重，徐玉兰的情绪一下子被吊起来了，她纵情唱着、演着，演到“惊艳”这场时，为了表现张生对莺莺的依恋之情，徐玉兰用散板吟唱着“月地神仙归洞天，此地空余杨柳烟”，把张生被莺莺神魂勾去如痴如醉、失魂落魄的样子，演化得惟妙惟肖。帷幕落下后，全场寂静片刻，方爆发出排山倒海般的掌声。以致演出结束，徐玉兰等主要演员谢了十几次幕都无法下台。事后，苏方还将“惊艳”一场拍摄成电影。

　　有人写文赞过徐玉兰在《西厢记》中的“赖婚”这段戏。戏中张生几乎没有唱段，都是白口，是“每一声每一句都湿润得掐得出汁水的声音”，那是何等的饱满丰润啊。中场休息时还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不少观众纷纷来到乐池边，好奇地看着乐师们手里的各种中国民族乐器。他们把板胡当成了小提琴，把大葛胡当成了大提琴，看到笙就更稀奇了，半个皮球上面插这么多竹管管，居然能演奏出这么美妙的音乐！他们赞不绝口，一个个都竖起了大拇指。到了此时，徐玉兰才体会到周总理要求一定要用民族乐器伴奏的深意。演出期间，苏联召开了一次观众座谈会，一位苏联画家对中国的越剧发表了一番观感，他认为，中国的越剧是一种很美的表演艺术，由女性扮演小生，正是女子越剧的特点。中国古代青年男子多少都带有脂粉气，皮肤也比较细腻，女性扮演小生恰到好处，如果由男性扮演，就未必会有如此令人倾倒的舞台效果。这位苏联观众初次观赏越剧便一语中的，道出了女子越剧盛行的真谛，让徐玉兰及剧组的姐妹们十分欣慰。

　　那段日子，岂是一句大开眼界就可以概括的。徐玉兰在各种场合，都不忘观赏两国的建筑、绘画、音乐、舞蹈，恣意地汲取着他们灿烂的民族文化。她原先只喜欢中国的水彩画、国画，常常从中获得构图、色彩等方面的启示，从中借鉴自己舞台表演中的站位调度和戏装色彩搭配。但是这一次她却从西方的油画中感受到一种力度和张力。她站在苏联油画《彼得大帝》前感受良多，人物的英武尽在油墨的勾勒之中，栩栩如生，这让徐玉兰联想到舞台演员的妆，往往因为油彩的均匀失衡和勾勒不当，使饰演的角色造型收不到预期效果。打那以后，徐玉兰便爱上了油画作品，这也算是这次出访演出的意外收获吧。

　　回到北京，又作了次汇报演出，周总理在充分肯定成绩之外，还半真半假地提了一个小意见，他说徐玉兰啊，你这个张生可不可以演得老一点？

　　徐玉兰知道，总理是说自己的扮相显得过于年轻了，跟其他演员不搭配，于是她也半真半假地打趣说，要不自己挂个胡须算了，这样就可以显得老一些了嘛。

　　周总理哈哈地笑起来。

　　正逢周总理宴请日本的一个艺术家代表团，徐玉兰也在被邀之列。席间，日本艺术家对中国总理给予的待遇感激涕零，他们说，在日本，艺人的地位是很低的，别说政府总理，就连一般行政长官也对他们不屑一顾。可是在中国，政府总理却和艺术家们同聚一堂，把酒言欢，让他们无比羡慕。徐玉兰听在耳里记在心里，在出访归来的总结会上，她激动地说：“我12岁开始唱戏，二十多年来，经历了新旧两个社会，感悟很多。解放前，尽管有名有利，貌似光鲜，但在别人的心目中总归只是个低人一等的‘戏子’，只有在解放后，我们这些‘戏子’才真正挺直腰板做人，成为文艺舞台的主人。为了越剧事业的发展，我一定要不断努力，回报党和政府对我的培养。”

　　她的发言道出了越剧姐妹们的心声。徐玉兰怀孕了！因为忙于演出、出访，徐玉兰这一年间，倒有好几个月不在俞则人身边，为此，她常怀歉疚之心。但俞则人却毫不在意，还说做徐玉兰的丈夫，自己是早有思想准备的。他包揽了家里所有的家务，不让玉兰为此操一点心，现在，他们眼看就要有自己的孩子了，玉兰也该多歇歇了吧？可是，就在医生证实自己怀孕的第二天，徐玉兰又若无其事地登台演出了；以后，她一直瞒着剧团的姐妹们坚持演出。为了不让舞台形象受损，她还日日束紧腰带，以致直到临产，同事们都不知道她早已身怀六甲。

　　1956年11月，徐玉兰剖腹生下了儿子小勇。小勇的降生给夫妻俩带来了极大的欣喜，可是孩子出生后，徐玉兰没给他喂过一口奶，刚满月，便又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去了。因为在那时，她先后接到了两个大戏的排练任务，一个是《北地王》，还有一个就是《红楼梦》。

　　（摘自《人如白玉戏如兰》 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 2013年8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