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后，王昆、郭兰英大姐告诉我，在她们的艺术成长过程中，也曾多次聆听过总理的类似教诲，侧重点是要他们保持自己的特色，保持民族的优秀传统。王昆大姐给我讲了一件事：五十年代，她想去苏联进修音乐，总理知道了，支持她去，但是嘱咐她：“你学习可以，但你一定还是你王昆，不要我们在收音机里一听，哟，这是谁啊？听不出是王昆，那可就不行了。”学习回来后她给总理汇报演出过一次，那次总理似乎不太高兴。后来，她还是硬着头皮到总理跟前去了。总理对她说：“这些可不是你过去唱的曲目嘛！你还是要唱你的民歌，你从前那种唱法还会不会？”她说：“会的，我马上就可以唱出来。”过了几天，总理和邓颖超大姐应她邀请看东方歌舞团的演出，听了她唱的民歌。晚会后他俩到了后台，总理说：“哎呀王昆，你今天唱得非常好！”邓大姐也说：“今天听了你唱的歌，我们好像又回到延安了。”
“肃反”与运动会门票
1955年初夏，我陪同尔均又一次来到海棠花仍在盛开的西花厅。多年未见七伯、七妈的尔均心情分外激动，伯伯、伯母也很高兴，花了半天时间和我们畅谈。他俩仔细询问了尔均这些年的情况，包括在哪儿上学，怎么参军，打仗是否勇敢等等，并不时插话给予鼓励。谈话中，七妈问起尔均入党转正的事情。尔均入党已经一年多，曾写信给七伯和七妈报告过喜讯。那个年代，入党要有一年候补期，在这期间接受党组织和群众的监督考查，非常严格。预备党员，有的因为表现不好延长了候补期，有的甚至被取消党员资格。因此，七妈曾经勉励尔均，要他争取“如期转为正式党员”。这天，当七伯、七妈知道尔均已经如期转正，都欣慰地笑了。七妈说：“要再一次向你祝贺！”
尔均告诉伯伯，他这次出差，来京的主要任务是向总后机关汇报本单位的“肃反“情况。说到这里，伯伯的神情一下子变得凝重起来，他让尔均谈谈具体情况。尔均在汇报时列举了一些具体数字：他们单位查出了多少反革命分子、多少人有严重政治历史问题、多少人有一般政治历史问题，等等。伯伯听得很仔细，中间又转过头来问我：“你们海军文工团也搞肃反吗？也查出有反革命吗？”我说：“是，不过我们那里查出的问题好像不多。”伯伯皱起浓眉，思考了一会儿，然后说：“西南地区解放得晚，国民党残留的特务、土匪、恶霸多，开展肃反运动很有必要，查出问题也是正常的。但是，你们毕竟是部队，尔均的部队也只是一个军级单位，不应该有那么多反革命，也不可能有那么多人有严重政治历史问题。如果搞扩大化了，会伤害很多人，关系到他们的政治生命。”他接着问尔均单位的领导人是谁，尔均说：“主任胥光义（后曾任总后勤部参谋长、副部长）还未到职。政委卢南樵，是原西南军区后勤政治部主任。他俩都是老红军。”七伯摇摇头说：“我不很熟悉。这样吧，尔均，你把我上面说的话转达给卢南樵同志，就说这是我周恩来的意见！”
伯伯的吩咐让我和尔均都感到很意外。我已经听说过，伯伯从来不让亲属传他的话，也不准替人转信或传话，这是周家的一个重大原则，伯伯这次为什么会破例呢？尔均没敢多问，回到重庆，马上给党委书记、政委卢南樵（后曾任总后勤部政治部主任、第二炮兵副政委）作了汇报。南樵同志立即召开党委会，传达学习周总理的指示。这次党委会作出了一致决议，认真贯彻落实了总理指示，从而及时纠正了偏差，避免了肃反扩大化。
事后我和尔均议论过这件事情。当时，按照中央分工，总理已经不再分管军队的事情，对这样一个具体问题，如果按组织系统转达，再层层研究、逐级落实，要费不少周折；而且，有些人和事一旦作过处理，再纠正就困难了。所以，伯伯从保护人的政治生命的最高原则出发，果断地打破了不让亲属传话的惯例，采取了最简单直接也最有效的方法。可以说，这是他心中始终装着人民，尽其所能、最大限度地保护干部和群众的又一生动例证。
那天，七伯、七妈和我俩一起用餐，我也又一次吃到了他们家的梅干菜。尔均吃饭时不小心咬破嘴唇，七伯、七妈马上让人把医生找来，及时作了处理。七伯关心地嘱咐：“你们年纪轻，生活中要加强自理能力，小事也要注意。”我们告别时，伯伯又把一个精致的小盒子递给尔均。伯伯说：“多年前在上海见面时，你还是个孩子，现在你已经长胡子了。这把刮胡刀送给你，以后要记得刮脸。”据成元功同志告诉我们，这个刮胡刀，是不久前英国代表团访华时送给伯伯的。伯伯在日内瓦会议上展现的过人外交风采，赢得了英国外交大臣艾登的高度赞扬，英国人对伯伯十分敬佩。伯伯把这个刮胡刀赠给尔均并亲切叮咛，既体现了他对晚辈的亲切关怀和细心周到，也从一个侧面表明，伯伯对仪表和礼仪的高度重视。他历来是这方面的表率。伯伯身边工作人员告诉我，他有时一天会见几批外宾，常常见一批就要刮一次胡子。尔均受伯伯影响，从此也很注意自己的仪表整洁，不过，这个刮胡刀可能会有些埋怨，因为还没正式上任就“下岗”了——尔均舍不得用，一直珍藏到现在。
北京当时正要召开第一届全国工人运动会，伯伯让人拿来两张开幕式的票送给我俩。伯伯说：“我也没什么好招待你们的，送这两张票子，你们明天一起去看吧。”伯伯在亲手给我们票的时候，又特别交待了两件事：“一，这票子不要送给别人；二，要坚持看到底。”
我们答应了，却没有认真想一想伯伯为什么要强调这两点。
这是解放后第一次举行全国性运动会，开幕式在北京先农坛体育场举行，座位很好，紧挨着主席台。可是，我们两人对有些体育项目的兴趣不是很浓厚，又是久别重逢，相处的时间宝贵，有些坐不住。看了一会儿，尔均说：“后天就要回重庆了，不知什么时候才能见面，咱俩去照张相吧！机关同志托我带的东西还没去买。”这话正中我下怀，我立马就站了起来：“走。”
我们都忘了总理的谆谆叮嘱。
第二天，我们又到了西花厅。伯伯笑着问：“你们见到毛主席了吧？”
我莫名其妙：“毛主席？没见到啊。”
伯伯说：“怎么，你们没去看开幕式？”
我突然想起了总理的叮嘱，有些惭愧：“我们没看完就走了。”
伯伯苦笑着叹了口气说：“你们这些孩子啊！”
七妈在一旁解释说：“你们伯伯对党和国家的机密，总是守口如瓶，从来不和我说，我也不问。他知道毛主席要去看运动会，因为有事，中间才能去，但伯伯又不能事先告诉你们，只好预先给你们打招呼，叮嘱你们坚持到底，是想给你们亲眼见一次毛主席的机会。”
那时候，人们能有机会去一趟北京就很不容易，要想见到毛主席，更是千载难逢的幸运。这件事，我们自然后悔不迭。
伯伯还问我们，退场后票是怎么处理的，我们说门口等票的人很多，送给他们了。伯伯批评我们缺乏安全观念，因为我们的位置紧靠主席台，不应把票随便送给不认识的人。这件事让我深深体会到总理对后辈的爱护，也体会到了他高度的组织纪律观念、保密观念和对毛主席的尊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