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忆的年代》是七部较短长篇小说构成的一个系列，形成贯穿现代社会的一个横截面。虽然是从瑞典人的眼光去看的，但呈现的图像在全世界都有效。我写这些书，是在访问布拉格有了那段经历之后就马上开始了，并不远离我从捷克来看问题的角度。让我引用捷克作家伊凡·克里玛的话：“看来现代人越来越生活在当下，而过去就好像是一个黑洞，一切都可以在里面消失：英雄、罪犯、明星和无名的群众。甚至活着的人也在里面消失了，不像在过去的时代，活着的人是在自己生命结束后才消失。”这种看法在《失忆的年代》第五部《仇恨》里也有表述，不过时间上更短：一个人“在发表苍白无力的竞选演说时就消失了”。而且，“当我的嘴唇上还有我爱人的嘴唇留下的温暖时，我就已经忘记了她。”所以，我这些文本并不缺少先于我看到这个现象的前人，但是，把这个现象作为一个长篇小说系列的主线，应该还是第一次。
在《失忆的时代》里，笔者转动着透镜聚焦，用讽刺漫画的尖锐笔法向我们展示这种情境——记忆在这里只有四个小时的长度。这意味着，昨天你在哪里工作今天你就不知道了。今天你是脑外科医生，昨天也许是汽车修理工。今天晚上已经没有人记得前一个夜晚是睡在哪里。当你按一个门铃的时候，你会有疑问：开门的这个女人，会是我的太太吗？而站在她身后的孩子，会是我的孩子吗？这个系列的所有长篇小说里几乎都贯穿着再也找不到自己亲人或情人的苦恼。
问题在于，如果没有记忆，如果没有了我们行事的上下关联，孤立的事情就不可能去固定下来。那么每个解释都会变得随意武断，方向也不可确定。本系列第一部小说《失忆》里的官僚埃利克·克尔维尔就特别经历了这样的情境。每次他企图搞明白什么事情，都会遇到一种不确定性，一种不清晰性。而正是他要找到他所爱之人的企图，让他不可能找到她。
失忆有时是一种理想状态。因为有了失忆，就没有什么昨天的承诺还能限制今天的活动空间。你也不用对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只要你成功地逃过舆论风暴四个小时，你就得救了。
有人会认为失忆好像是一种制度，是市场或者权力强加在大众头上的。但如此解释就过分简单化了。失忆是从各种角度来伐害我们的——也是从我们内心。那个被谋杀的瑞典首相把瑞典人和瑞典贝格的天使做比较的时候触及了一部分真相：“他们的嘴唇和舌头也已经有了特别形状，所以他们不能说别的，只能说我们认为真实的话，就在此时此地说。”不过自我失记比这种情况还要深入：“我们不应该看到的东西，自己就会把自己擦掉。而我们不应该感觉的东西就会悄悄地从我们的意识里溜走。”也就是说，“体面的瑞典人有保存自己的无辜和体面的艺术。”这是“天使的语言”。而这其实也就是失忆的一小部分。我们生活在其中的正式公开谈话会把正确的词汇放到我们的嘴里，会把正确的思想放到我们的头脑里，帮助我们忘记那些我们不应该记住的东西。
这种情况听来会让人感到悲哀。但是在我们这个价值等级系统崩溃、再也分不出高低的生存环境里，其实连悲剧都是不可能的了。克尔维尔就提到：“好像我们上面的高大空间已经崩溃了，让我们变成二维空间里的平面，就好像是一个被踩扁了的阴虱飞翔在地球之上的喜剧模式里。”他也发现，我们的生命已经变成了没有任何价值的悲剧，一种闹剧里的绝望。不少批评家在这些小说里找到了黑色幽默，而这也很好呼应了作者的初衷。
这个系列涉及的其实是七个人的独白，因此也是对这个社会语境的七个不同的个人切入视角。第一个见证人——《失忆》中的主角——是一个负责教育的官僚，至少对这方面的灾难看来负有部分责任。第二个见证人是个民粹主义的报刊主编，看来对于文化方面的状况负有部分责任（《误解》）。第三个见证人是一位母亲，为了两个儿子牺牲了一切；儿子们则要在社会上出人头地，还给母亲一个公道（《蔑视》）；第四位见证人是个老建筑工人，也是工人运动的化身，而他现在开始自我检讨，评价自己的运动正确与否（《忠诚》）。下一个声音则是位被谋杀的首相，为我们提供了他本人作为政治家的生存状况的说法（《仇恨》）。随后的两个见证人，一个是年轻的金融寡头，对不负责任的经济活动做出自己的描述（《复仇》），然后是一个备受打击的妇女，为我们介绍她被排斥在社会之外的生活状况的感受（《欢乐》）。
《失忆的年代》在写作中也曾有过另一个书名：“一部低于人类的喜剧”，这是戏仿但丁的《神曲》（神圣喜剧）和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在我这个系列里，人们落入的是人类的地下室层。那些陷在这个地狱色彩的当代的人物确实都到了他们人生处境的最低点，还都带着他们被极端具体化了的烦恼、热望和内心的破碎。
这个系列每部小说都是一幅细密刻画的个人肖像——但这一个人也能概括其生活的社会环境。这是一部浓缩在一个用尖锐笔触刻画的单独人物身上的社会史诗。这是那些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如巴尔扎克曾经一度想实现的目标。但这个系列写作计划没有这样去复制社会现实的雄心，而只是想给社会做一次X光透视，展示一张现代人内心生活的图片——展示她的焦虑不安、热烈欲望和茫然失措，并在我们眼前成为具体而感性的形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