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信用卡取代圣经，手机“自拍”成了新兴的礼拜和朝觐，文化为什么不该是自恋者们私人事务？在这种情况下，“宏大叙事”似乎已成学界丑闻；思想、社会、历史、价值观……更不要说“忠诚”和“同志们”，几乎都成了旧时代的犯罪工具，只能被众多作家避之不及。这也许是埃斯普马克所面对“失忆”之一。

　　一般的“失忆”难以避免。如同一台电脑若无法“删除”和“清空”，过于壅塞拥挤的废旧文件迟早会窒息CPU。因此，问题更像是这样：人们在“失忆”什么？因什么而“失忆”？何种“失忆”更接近某种病态？……不少中国读者也许意外的是，埃斯普马克仍具有书写史诗的社会广角和历史远望，表现出越过身份、性别、阶级、民族的超大关怀半径。“他们把这个黑人都砸得穿过地面，就像打桩机把一个木桩砸到了地底下。”（见《仇恨》）这种对殖民罪恶的记忆雕刻令人惊心。“侍女的洗脸盆只有冷水的水龙头”，“狭窄的房间……很低矮，就好像主人考虑雇用的下人都是侏儒，女佣人的背脊看来也是消耗性的材料，跟卫生纸一样。”（见《忠诚》）这种对民众困苦的记忆发掘令人动容。显然，随着这一类记忆逐步定格，作者的背景、阅历、志向以及精神方位已不难想象。

　　瑞典是一个人口小国，却是为数不多的全球思想高地之一，近百年来深刻影响了欧洲以及世界。瑞典因此凝定了人类的一种可能性，一种未完成的理想国方案。在这个意义上，埃斯普马克是一个“瑞典梦”的逐梦者，以其小说系列检索战争、贫困、危机、难民、殖民主义等的百年史。他前后迎战，左右开弓，对自己和对手都绝不手软，但并不接受一种“庆祝无意义（昆德拉语）”式的感受。相反，他对社会理想向度的坚守一如既往。1990年代的全球资本狂欢之际，他的出手阻击不合时宜，却足以让众多知识精英在今后自愧不如：“我是这个市场里被终身监禁的囚犯。”“市场无所不在，无所不能。是它为我们铺好了思想的轨道，是它要调控我们心跳的频率和肌肉的张力。” “用货币政策的角度看，一个苹果不是向下掉而是可以向上掉的……真正的生意（竟然）不是靠苦力而是靠符号和象征。”（均见《复仇》）……我们现在回过头看，是否觉得这些当初的预见弥足珍贵？

　　埃斯普马克毕竟是一位文学家，无意写一部瑞典社会民主党党史（尽管这个系列已具有类似意义），或写一部当代瑞典社会全史（尽管这个系列已提供了多方面的文献价值）。他大处着眼，却小处着手，剪除了繁密庞杂的历史枝叶，笔触实现大跨度的跳跃与游走，留下中国写意画中常见的大片空白，只是速写一些标志性人物的剪影，捕捉“失忆”“误解”“蔑视”“仇恨”“忠诚”“复仇”“欢乐”一类人性的聚焦点，编撰了一份灵魂告白书。在这里，社会是思考的入口，哲学是思考的出口。哲学是感受的入口，审美是感受的出口。经过这一些暗布全书的双重转换，细节、情感、氛围、形象、幻想、诗情等元素终于得到有效释放。托尔斯泰居然附体于卡夫卡的诡异和飘忽，或者说卡夫卡客串了托尔斯泰的广博和深厚。这种艺术勾兑可能让不少读者一时手足无措。

　　有些人不会适应这种写作——如果他们习惯于接受戏剧化情节的启承转合，传奇性人物的生龙活虎，还有简洁明快的道德主题。但这没有关系。有些人则可能更喜欢这种写作——他们可借这一手中国古代“七巧板”式的小说组合，以简寓繁，虚中见实，演示出一个公共知识分子风光无限的内心拼图，变幻出这个时代我们一次次重逢的悲欣交集。“当夜风吹拂过我脸上，我能够感觉到，我让我爱的人是多么痛苦。”（见《仇恨》）作者的这一喃喃自语正叩问千万人的漫漫长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