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徐城北 学者、作家、演说家，关注领域：京剧、民俗、电视文化与京城文化。出版作品70余部，追求好玩、好看之外，再加一点文化思索。代表作有《京剧与中国文化》、《老北京》三部曲、《梅兰芳》三部曲、《字号文化》三部曲。

　　三不老胡同，这里是北京西城区不可多得的一处宝地。胡同东西向。其中三不老一号位于胡同东口，这条胡同的命名与明永乐年间七下西洋的三宝太监郑和有很大关系，据记载当年的郑和府即在这里。郑和本姓马，小名叫做三保（宝），后被明成祖朱棣赐姓郑。民间尊称郑和为三保老爹，明朝时这里便称三保老爹胡同。而清时《帝京岁时纪》中称：“什物珍奇，三不老带来西域。”可以看出清朝时三保已被讹传为三不老，再加上老北京人的儿化音，胡同名也改为三不老，延袭至今。院里这两栋红砖楼，据传是上世纪五十年代苏联人设计，也有一说是给苏联专家建造的，后因中苏关系出现问题便成了机关宿舍。楼高四层，门窗都是木质细长形状的，三四层每户才有一个小小的所谓阳台，楼道宽大，每户的厨房和卫生间较大，正式的房间只有两个，只有窄小的过道而没有现实流行的大客厅，房间高度都在三米以上，是典型的五十年代机关大院的楼体结构，但又留下不少苏式建筑的痕迹。即现在所谓的“央产房”。院里总共就是两座红砖楼，八个楼门，习惯的叫法是把每个单元楼门都叫成“楼”，一单元就是一号楼。成为全国政协的宿舍后，大体的分配方案是每个党派一个楼门。当时民盟排在第一，即一号楼民盟，二号楼民革，以此类推……有的党派人少，就分得不这么明确了。历经“文革”十年后，各党派机关陆续恢复组织工作，除了已有的为数不多的老同志外，各党派中央机关从社会招进一些工作人员，能住在这里的多是党派机关职务比较重要资格比较老的干部，上世纪八十年代，全国政协在院里又盖了一座六层新楼，三个楼门，和老楼接着排序，我就住在最后一个门，即11号楼一层。新楼住了部分全国政协机关的干部，住了部分落实政策的统战人士，我家隔壁住着民革的一位老人，衰老得很，行走不便，但腰板笔直，仍有军人的余韵。夫人看来比他小十几岁，很洁净秀美，一个儿子，硕长白净斯文，大学毕业后留学日本，回来后奉职报社。据说老人曾做过张少帅的副官。四楼住着蔡锷将军的儿子蔡端先生一家，夫妇俩有四个女儿，还有第三代，三代人都很严谨规矩，教养极好。从上世纪五十年代起，这个大院的成员结构使得三不老一号院在三宝太监的名号下又增加了一痕光辉、神秘。

　　而后来这个院落的更加有名，归于北岛的文章《三不老胡同一号》。他在1957年就搬进来，赶上了大院的鼎盛和衰落，我年长于他，却比他晚住进来二十五年有余。他文章中的假山、防空洞的位置应该已经被我们这栋新楼替代了。

　　我从“文革”开始的游历漂泊无所归依十几年，八十年代初返回北京，工作安排在中国京剧院当编剧，但京剧院没有宿舍，我的小家一直和父母一起住在西四北六条的私房中，那是母亲在解放初期用5000元稿费购得的小院。从没住过公家的房子的父母，当时的编制在全国政协，“文革”后，“改正”后，他们的级别都不算低，几次有机会分到比较好的单元楼房，他们说不愿意离开接地气的平房去住“鸽子笼”而放弃了。这次三不老两居室因为离六条近就接受了，便让我们过去住。于是，我幸运地比较早就好好地过着当时北京普通居民中相对安稳的日子。父母离不开我女儿，朝八晚五，爱人从东皇城根边的民盟中央机关每天下班回西四北六条的父母家，我白天不知云游到哪里，或从京剧院过来，一家三代人聚齐，算是对十多年被迫的离散进行补偿。家里请了一位河北香河的“陈奶奶”帮忙料理。陈奶奶小脚，大字不识，属于旧时代的“义仆”，绝对忠厚贴心，过日子比主家还俭省，尤其疼孩子，比我们有过之。夏天常用自己的钱私下给孩子买冰棍，冬天她和孩子住的小西屋里的炉台上，总是烤着馒头片，这是孩子从幼儿园回来的一等美食。有段时间我和袁世海先生合作出书，联系得很密切，他常在晚饭前后打电话过来，每次陈奶奶接了电话都会站在北屋门口冲着西屋大喊“徐城北，袁世凯来电话了——”我们都笑，袁先生在电话那端也笑，纠正她几次都没有用。不识字的老人家脑子里一直记得民国的事儿。

　　每天晚饭后我再骑车溜着西黄城根的边穿胡同把爱人带回到三不老，无冬历夏，日复一日，于是，我骑车带人的技术大有长进。

　　再说回三不老胡同这个地方，它东起德胜门内大街，与弘善胡同相接；西至棉花胡同，与航空胡同相接；南侧与花枝胡同相通。既是胡同又离大街不远。不论去什么地方，来去都很方便。一辆旧自行车就基本解决了所有的问题。看望前辈，或者到图书馆查资料，去东四八条全国剧协开会，甚至是为了某件重要的事情，骑车到劲松去找张云溪、到三里屯袁世海家、西单太平街翁偶虹老先生家，北新桥的范钧宏先生家，西直门京剧院宿舍的张伍家，魏公村大院耿起昌、李维康家，刘长瑜家，还有李世济家等等，这对我都不是问题。

　　对于我来说，“三不老”是福地，不光因为曾是传说中的“三宝太监”府邸，这只是一宝，它还有两宝：一宝是地理位置，三不老胡同属什刹海街道，是首都北城中独一无二的一片绿水。表面上它地域有限，街道也不甚规整。但城区里金贵的水域，那时受益的不是观光客而是本城居民，尤其是我们住在近边的，都不用骑车，抬腿就去遛个弯，看看钓鱼的，游泳的，溜冰的，卖时鲜蔬果的，卖真假古玩的。水边打套太极拳，回家头脑清晰，笔下生风。另一宝是人文，“焦大故居”里的黄宗江阮若珊老师，胡同深处的沙博理凤子夫妇，临水而居的巫宝三夫妇，都是我经常聆教的长辈老师。尤其是同院住着的冯亦代伯伯和郑安娜阿姨，我每次去看到他们勤奋的工作情景，都会心生愧疚。他们都是黎明即起，冯伯伯病后稍一恢复仍是这样。狭窄的书房临东窗的书桌边，亦代先生写作，安娜阿姨系着围裙戴着套袖洒扫忙碌，然后两个人安静地工作。北岛文章中写的“冯妈妈”在炉灶和书桌两边忙碌，我也亲眼见过，他写的冯亦代先生在用毛巾擦背，很写实，那时的楼房并没有专门的淋浴设备。三不老胡同一号院的“听风楼”名声在外，译文佳作一篇篇，一本本，而它只不过是一个面积六十平米东北向的没有厅的两居室，冬天西北风一刮，屋里金戈铁马风萧萧。

　　宗江老师有时也来我家，笑眯眯地吃碗我爱人做的担担面，一碗意犹未尽，用筷子戳着辣椒油往嘴里抿，赞不住口“真好吃！”爱人是下班回来匆匆忙忙，来不及做什么，印象中除了面条只有一两样小凉菜。放下碗我们便骑车去人民剧场或民族文化宫看戏。戏从不白看，我是边看边用纸笔记，他是过心过脑的琢磨，过几天的座谈会上宗江老师幽默诙谐又极认真地侃谈，我则一篇小文见报。看戏的方便，对我来说，是三不老的又一宝吧！

　　在三不老一号院，是我一辈子过得最扎实的岁月，在这十几年当中，我写了京剧《武则天》等京剧本，写成《梅兰芳与二十世纪》等几十本書。在这里我度过了中年。院子里的同龄人还多，彼此都霜雪满头了，有的相见不相识。老街坊旧邻居还有认识的，执手唏嘘。更多的是陌生的面孔。每次我一定会到一号楼前站站，是对冯伯伯安娜阿姨的哀思怀想，也是对那一段生活的怀念。只是院子规整了，旧的痕迹基本上找不到了。但幸而“三不老胡同一号”的名字还在，这是600多年前的伟大的航海家留在人间的重要痕迹。也是多少在这里住过的人心里永远抹不去的印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