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介绍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美国经济学家，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 2001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1993年至1997年，任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成员及主席，1997年至1999年，任世界银行资深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2011至2014年，任国际经济学协会主席。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是美国印第安纳州加里市第二个诺贝尔经济奖获得者，他的老乡、美国首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萨缪尔森教授这样评价：“斯蒂格利茨是印第安纳州加里市最好的经济学家。”

　　出生于1943年的斯蒂格利茨，在就读美国阿姆赫斯特学院时，先学物理学、后改学经济学。大学还没毕业，就被阿姆赫斯特的老师推荐去麻省理工学院攻读博士学位。就读期间，斯蒂格利茨和同学阿克罗夫以一篇合著的会议论文，登上美国的经济学舞台，后来两人一起收获了2001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

　　增加需求 保持经济健康发展

　　作为中国人民的朋友，诺贝尔经济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无数次来过中国。他上个月刚刚参加了李克强总理主持的座谈会，本周来到上海，参加2016瑞银大中华研讨会，继续为中国经济发展建言。

　　斯蒂格利茨对中国经济改革很了解，对于眼下很热门的供给侧改革，他谈了自己的看法。斯蒂格利茨认为，供应方面和需求方面的改革要同时进行，要有一个合适的组合。

　　斯蒂格利茨说：“为什么不能仅仅关注供应方面？因为绝大多数供应方面的措施都是关注比较微观的经济活动，规模比较小，而真正重要的其实是宏观，也就是整体经济到底发生了什么。”

　　举一个例子，人们在讨论钢铁产能过剩问题、煤炭产能过剩问题，这个的确是重要的，但这并不会改变经济发展的轨道。产能过剩其实反映我们过去所犯的错误，也就是过去建造得太多了，打造了太多钢铁方面的产能。但是，这些错误的成本，当初做这些投资的时候已经发生了，而我们现在真正面临的问题应该是向前看，要确保资源未来能够很好被利用和投资。

　　斯蒂格利茨再举了一个美国的例子，美国过去对于房地产投资过度，在错误的地方对房地产投资过度。但是，你要把这些在错误地方建的房子拆掉，不会解决未来所面临的问题，真正重要的是要确保未来做出正确的投资。

　　过去错误的投资与未来投资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呢？如果要继续维护那些在沙漠中已经建好的房子，就是不断往水里砸钱，那么这就是一个错误。

　　在未来，中国要对新的企业，对于创新的行业进行投资，对于服务业进行投资，这些是新行业，这是前瞻性的做法。

　　如果中国主要问题是劳动力不足，那么关掉老的行业，至少能够释放出一定的劳动力，使他们能够进入到更加有活力的这些新行业中。但是，中国现在并不存在人工缺乏的问题，未来随着人口的变化会有劳动力减少的问题，但短期来说并不缺乏劳动力。因为，对行业进行重组有个平衡问题，如果让劳动力从生产力比较低的行业到比较高的行业，这是好事，但如果让员工从生产力比较低的行业变成完全失业，这就是一个坏事，会变成一个社会性的问题。

　　从全球看，全球经济表现不尽如人意。2015年是糟糕的一年，更糟糕的年份是前两次经济衰退，一个是在世纪之初，另外一个是全球金融危机。2016年可能跟2015年一样的糟糕，这是全球经济放缓的时刻，主要是全球需求不足。

　　斯蒂格利茨认为全球需求不足不可避免地会影响中国。中国面临全球需求比较弱的大背景，这会影响中国的出口，也会削弱中国的经济。中国正在经历转型，而转型总是困难的。

　　斯蒂格利茨认为中国要解决供应方面问题，与此同时要增加需求，这样才能确保经济健康发展，这个需求是政府的需求。很多人说在2008年、2009年已经尝试过了，就是增加债务来支持政府开支，这个的确是奏效的。当时全球发生金融危机，如果中国当时没有采取行动，那么整个世界经济就会处于一个恶劣的状态，事实上中国拯救了全世界，没有陷入全球性的经济衰退。但是留下的问题是债务问题，而这个债务是令人担忧的。

　　市场波动不能体现经济波动

　　今年开局，中国A股市场以及全球其他股市都出现了巨大波动，对此，斯蒂格利茨谈了他对波动性的看法。他说，不管美国特色的市场还是中国特色的市场，事实上都是波动性非常大的市场，市场常常是很不稳定的。

　　市场不仅是有波动的，不稳定的，而且是没有效率的。为了能够让市场更加有效率、更加稳定，就需要我们有规则，有监管的条例。市场并不是存在于真空中的，而是存在于一定的规则框架之下。如果规定、规则没有做对的话，市场波动性只会更加剧烈。

　　由此他谈到了中国的熔断机制，他认为熔断机制在某种程度上可以保证股市更加稳定，金融市场更加稳定，但是，机制的设计必须是正确的。如果设计不好的话，只会带来更多的不稳定性。

　　一些发达国家在很长时间里学习这一点，但直到现在，也没有完全能够把握。2008年发生了金融危机，证明要把规则做对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这是一个不断学习积累经验的过程，这是中国要学的，发达国家也是要学的。

　　但是，市场的波动性不一定能够体现实体经济的波动性。今年初全球股市的波动过程中，并没有什么新闻突然爆出经济有根本性的变化，但我们看到市场有了非常大的变化。这也证明金融市场发生的情况，常常跟实体经济是脱节的。

　　在美国就看到这样的情况。2009年之后美国股市节节攀升，但是绝大多数人的生活并没有很大的改善。2009年到2012年，股市表现是非常不错的，但是91%的利得都归了美国最富有的1%的人，而99%的美国人根本没有看到有多少改善。

　　尽管股市传递出一个好的信息，但是对绝大多数美国人来说却并非如此。股市上涨是因为低利率刺激，但低利率对于那些退休的人是不利的；低工资对于公司的利润、对于股市是有利的，对于普通老百姓是不利的。

　　这就证明不能仅把股市作为一个指针来代表实体经济的发展。斯蒂格利茨说：“我是经济学家，我关注的是实体经济，关注的是普通老百姓的生活，会看GDP，会看增长是否可持续，会考虑5年、10年之后实体经济会怎么样，不会只看股市。”

　　斯蒂格利茨认为，市场的波动性也反映出市场和政府之间需要平衡，政府干预太多不行。但美国的经验告诉我们，政府的作用太少，其实也会带来危机、衰退或者说有大萧条，两者之间需要调整好。

　　对于汇率，斯蒂格利茨认为没有所谓的完全由市场决定的汇率，因为汇率事实上是受利率影响，而利率不是由市场来决定的，是美联储确定美国利率的。因此，斯蒂格利茨认为，汇率是要政府管理的，每个政府都是要管理宏观经济，而我们现在所处的世界已经非常不稳定，很多的不确定性存在于全球经济当中，我们到现在仍然处于2008年、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的余波当中。

　　关于近期市场最关心的人民币贬值问题，斯蒂格利茨说，长久以来大家一直盯住人民币和美元之间的汇率，但是中国是一个很大的经济体，与欧洲和其他国家有很多的贸易往来，不能仅仅只是盯住美元。美元对欧元的汇率也有很多波动，只盯住美元，如果美元升值的话，其实相对于其他的货币也会升值，这对经济发展是没有好处的。斯蒂格利茨认为中国应该要盯住一揽子市场货币。至于人民币的贬值问题，斯蒂格利茨认为没有什么很有力的证据说人民币很糟糕，尽管中国贸易顺差在下降，但还是贸易顺差，只是比以前规模小一些。

　　关于人民币国际化，斯蒂格利茨认为最主要的是要确保金融行业支持新的企业、支持中小企业、支持大众创新万众创业，这比人民币国际化更为重要。

　　人物故事

　　为中国改革开放建言的美国经济学家

　　1966年，23岁的斯蒂格利茨博士还没毕业、就担任了麻省理工学院的经济学助理教授。1970年，年仅27岁的斯蒂格利茨就被耶鲁大学聘为经济学教授。此后，除了担任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和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还先后任教于斯坦福大学、普林斯顿大学、牛津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始终没离开经济学讲台。

　　斯蒂格利茨为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分支——信息经济学的创立作出了重大贡献。他所著的《经济学》在1993年首次出版后，一版再版，被全球公认为最经典的经济学教材之一。

　　和那些只关注西方利益的经济学家相比，斯蒂格利茨一直秉持着公正和平等的理念，积极投身社会运动，在国际舞台上为发展中国家仗义执言。从上世纪80年代首访中国以来，斯蒂格利茨就和中国结下了不解之缘。1996年当中美两国关系处于低谷时，斯蒂格利茨受命担任美国政府代表团团长访问中国，为促进两国关系而努力。1998年，斯蒂格利茨在北京大学发表“中国第二代改革战略”的演讲，得到时任总理朱镕基的高度评价，并推荐《人民日报》第2版全文刊发。2015年12月7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了“十三五”规划编制工作国内外专家座谈会，斯蒂格利茨也应邀参加了此次座谈会。

　　斯蒂格利茨对中国改革开放的政策建议至少从1980年代就已开始。在中国经济改革的模式和路径方面，肯定中国自主发展道路和经验的重要性，强调渐进改革而不是休克疗法对于中国经济改革的重要意义。

　　关于政府和市场关系，斯蒂格利茨指出，市场产生了太多的失灵，市场也不能存在于真空世界里，政府必须设定市场经济的游戏规则；良性的发展机制有赖于政府、市场和公民社会关系的彼此平衡。

　　关于金融市场的监管，他认为中国政府应对此高度重视，不要重蹈美国因政府监管不足而导致全球金融危机的覆辙。尤其是对资本账户的自由化要审慎，决不能操之过急。

　　2015年初，斯蒂格利茨发表的题为《中国世纪》的文章再次吸引全世界广泛关注。他在这篇文章中指出，按照购买力平价指标，中国已经取代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美国应当正视这一事实，放弃零和博弈思维和以遏制为中心的对华外交政策，一起和中国建设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 首席记者 连建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