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知道现在的年轻人是否写日记，反正我们那一代人多写过。在雷锋事迹影响下，老师也鼓励我们小学生写日记。不过这个日记都是记好事的，倘今天做了件好事，就写上去，有时连考试成绩好，跑步第一，受老师表扬等也可写上去。只是做坏事、挨批评之类是不能写的。等学雷锋的高潮过后，很多人就不写了，但也有人继续写。叶辛就曾对我说，他现在仍写日记。

　　其实我也写。我写日记，多与自励或从一段新生活的开始有关。初三那年，为了发奋攻读，我又开始写日记，两年后奔赴农场，临行之际，我一下收到同学赠送的好些日记本，前面多有“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之类的勉励之语，其中一位还写了一首《桂枝香》的词相赠，起句便是“骏程鹏举，更满志踌躇，气壮寰宇。”面对同学们的临别赠言和珍贵赠品，再加上我也是第一次从学校走向社会，走上工作岗位，可说是人生的一个转折点，于是，从我务农的第一天起，就开始在同学赠我的日记本上写日记。无独有偶。一次摘棉花，同宿舍的同学杨惠明忽然对我说，他想写日记，希望我为他日记本起个名字。我略思索了一下，便说：“生命的路。”他一听，立刻竖起大拇指，连连叫好。

　　那时农场的劳动强度还是很大的，但即使再累，我们仍坚持每天写日记。有时晚上停电，晨起补记。一本记完，另一本继续。就连后来上大学也在写。断断续续一直写到现在。

　　颇有意思的是，中国文学发达，文体众多，仅散文，在古代就有表、奏、诏、铭、论、记等各种类别，现代社会又派生出特写、杂文、报告文学之类，但不论古今，在综述各种文体时，均无日记一项。即使像明代《文章辨体序说》《文体明辨序说》，清人姚鼐的《古文辞类纂》等专论文体的名著，其中也都无日记的一席之地。这并不是因为古代无日记，只是不当回事，而对于日记本身来说，的确也很特殊，有一个发展过程。

　　中国最初对日记的记载，见诸西汉刘向的《新序·杂事》卷一：“司君之过而记之，日有记也。”日记之名由此而来。不过，这种日记不是写自身的，而是写君王的。并且还专门记录君王的过失和错误，使之改正。到了后来，才把每日记事的册子称为日记。或称“家乘”。如陆游《老学庵笔记》谓：“黄鲁直有日记，胃之《家乘》，至宜州犹不辍书。”其中的“黄鲁直”即宋人黄庭坚，他所写的《宜州乙酉家乘》，已属日记性质，当然是记自己而非君王，也就是我们现代意义上所说的日记了。

　　到了清代，许多文人学士多有记日记的习惯，比较著名的有李慈铭的《越缦堂日记》、王闿运的《湘绮楼日记》、翁同龢的《日记》等。延至民国，许多作家如鲁迅、胡适、郁达夫等都写日记。郑振铎在生计困难时，只好以出版自己的日记来缓解一下燃眉之急。现在编作家文集或全集，几乎都收日记。有的还出单行本。地位明显提高。如今《鲁迅日记》《胡适日记》《应修人日记》、郁达夫的《日记九种》等，都已成为研究现代文学以及作家生平与交游的重要参考资料，具有很高的文献价值。而《德拉克洛瓦日记》《贝拉日记》等更是驰誉世界。

　　至于日记的写法，也是五花八门，各有路数，犹如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或以记事为主，或以随感为主，或以心路历程为主，或以人生感悟为主，或以一般心灵创伤为主，或以一段爱情印痕为主。也有夹叙夹议，把记事与随感混杂在一起的，更有像李慈铭那种以“日记为著述的，上自朝章，中至学问，下迄相骂”，无不入内的大杂烩。但通常说来，基本上可分为两大类别，即记事日记或思想日记。

　　改革开放以后，社会上曾流行“宝宝日记”，即父母为初出生的小孩写日记，记录孩子初生时的种种情状，留作纪念。其实这种代写日记的现象以前也有。屠格涅夫创作小说，甚至为小说中的主人公代写日记，这就十分难得了。如他在写长篇小说《父与子》时，为了塑造好主人公巴扎洛夫这一形象，“我替他写日记，在日记中他说出关于当前最重要的问题。”他对友人说：“我写《父与子》的时候，我一方面记着巴扎洛夫的日记……结果写成了厚厚的一大本”。其创作态度之严谨，令人咋舌。

　　有人曾问我如何写好文章，我建议可先写日记来练笔。因为日记不受形式和字数限制，可长可短，无头无尾，想写就写，想停就停，写多写少，全由自己，叙事抒怀，最为自由。尽管特殊年代有些人因日记惹祸，但毕竟利大于弊。窃以为：除了练笔，青年时写日记，可以励志，宣泄愁绪，排遣苦闷，整理思想，树立目标，重新起步；老年时写日记，可以回味人生，增强记忆，怡养性情，强身健脑，更好地感受生命，感受存在。谓予不信，不妨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