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国人难忘九一八

　　马俊超不想与五人争辩，继续自己的话题：“中央对开放民众救国运动，从不压迫，若地方当局有所压迫，是他们的错误。但是民众应该遵守纲纪，不能以民众运动为借口与政府捣乱。”

　　马俊超话音未落，招来沈钧儒的一通反驳：“政府空言抗日决心，一面却是以内战消耗国力，并拼命压迫人民爱国运动，如何叫人拥护政府，相信它是抗日的呢？要人民遵守纲纪，那么政府官吏呢？非法巡捕人民，人民无故失踪等，官吏的违背法律、纲纪，政府为什么不严加管束、制裁?”

　　沙千里说：“中央无力管束地方当局，怎能有效地领导全国的抗日？中央不该推脱职责，该严明法纪!”

　　马俊超的面额沁出汗珠，大有招架不住之势。他面前的五人，三个著名律师，一个是文思如涌、口舌带剑的银行家，一个是留学美国的法学家。如此阵容，自己如何对付得了？他保持自己一进场的主意，坚决不与请愿代表争论。

　　“对停止内战，现在无所谓内战。”说罢，马俊超就下了逐客令，“诸位的大部分意见，我向大会转达，至于大会发言就请免了！”说着把请愿团送到会议室门口。

　　送到门外，五人大笑。请愿的结果，他们早有预见。不过，南京中央当局没有认为救国会不合法，拒绝接见。当局安排马俊超出来接见、解释，等于承认全救会是一个合法团体。这正是他们所需要的。

　　下午3时后，全救会请愿团在礼查饭店举行记者招待会，中央日报、中央通讯社、新民报、大公报等近三十位记者出席，章乃器报告全国各救国团体的主张及请愿经过，史良报告全救会组织经过。

　　全救会在南京政府首都，向全国宣告了全救会的存在和请愿活动的失败。

　　九一八，留在中华民族记忆深处的耻辱，耻辱唤醒了中国人，唱出了一曲震撼人心的《义勇军进行曲》。在国运险恶、日寇入侵紧迫的1936年，纪念九一八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沈钧儒在《怎样纪念“九一八”》一文中，号召人们在9月18日中国人所有的学校、工厂、商店等一律停止营业，于10时同时打钟鸣笛举行纪念大会。此时此刻，每一个中国人应想念祖国的统一；铁蹄下同胞的呻吟和与敌人枪击的抗日义勇军们……

　　沈钧儒的文章慷慨激昂、令人震撼，鼓舞每一个正直的中国人在“九一八”五周年纪念日，去思考祖国的前途和民族的未来，去抗争。

　　章乃器也向救国阵线战士致信：“我们用行动来纪念‘九一八’自然先要冲破代理人下的压迫，然后才能向日本帝国主义抗争。尤其是在今年的‘九一八’，日本帝国主义除了利用蒙伪军进攻绥远之外，还要扩大成都事件和北海事件威吓代理人们，以图根本消灭中国人民反抗运动……‘九一八’已经经过五个年头的今日，还依然有敌人来压迫民众，那自然就是甘为代理人的汉奸，是敌人豢养的奴隶，我们是要毫不犹豫地杀尽这一班无耻的国贼的。”

　　上海各界救国会提出了《“九一八”五周年纪念宣传大纲》。9月5日救国会领袖们和上海市政府谈判，政府默许救国会提出的召开一个盛大的九一八纪念会。南京政府担心救国会利用九一八纪念日，掀起一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入侵的群众性示威活动，刺激日方，因为日方已扬言用武力干涉中国经济发达的长江中下游地区。南京政府授意上海市长吴铁城设法阻止救国会组织的九一八纪念活动，提出邀请沈钧儒等救国会领袖赴南京接受蒋介石的接见。全救会领袖沈钧儒、李公朴、章乃器、邹韬奋断然拒绝。不久，吴铁城以南京行政院的通令强硬宣布停止纪念活动，取消纪念会。经杜月笙、钱新之、黄炎培等人与市政府磋商，救国会不得已放弃原计划，改成在距市区三十里的漕河泾地区，举行九一八纪念碑奠基典礼，限定人数。17日下午，政府又找借口宣布取消第二天的奠基典礼。

　　一切进入僵局，救国会领袖没有退缩，17日晚发动两千人左右进行“游击宣传”，每宣传队四人，散布在上海的大街小巷。宣传队员不断向群众分赠宣传品，宣传结束内战、团结一致抗日的主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