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次首届“孙犁报纸副刊编辑奖”的十位获奖人员中，我是年纪最轻、资格最浅的一个，可那仅仅是指编辑身份而已。事实上，我与《羊城晚报》“花地”的情史，可以追溯到童年，或者说它与我的“家史”息息相关——家父因为年轻时在“花地”发表了不少作品，后来干脆转行到了当地日报任副刊编辑，一直到退休；而我，则因为家父的从小熏陶，读“花地”成为一名文学爱好者。印象中，我家那些厚厚的报纸剪贴本上，不是“花地”就是《新民晚报》的“夜光杯”。读书时代，我在“花地”刊登过一些文学作品，毕业后直接考进了“花地”当编辑，至今。

　　作家陈国凯有一篇著名的文章，题目叫：《我从“花地”来》，我想，我可以写下这样一篇：《我从“花地”来，又往“花地”去》。

　　从读者到作者，又从作者到编辑，这样的特殊经历，让我特别容易感受到那一封封作者来稿中跳动着的心。因此，对待这些素未谋面的陌生人稿件，我都格外珍惜，一旦从中发现到优质作品，我会比邀约到那些名家大家的来稿更为振奋和欣喜，因为我更能体会到，一次发表对于一位文学爱好者来说意味深远。当下，有很多大命题大讨论不断发出质疑——报纸即将消亡，文学越来越边缘甚至发出“文学已死”这样耸人听闻的言论。对此，我不愿意花力气去反驳，没有人比我们这些编辑更了解，在民间，在很多默默无闻的人内心当中，文学的梦想依旧葱郁。只要我步入办公室，桌上那些每日会新堆上去厚厚的来稿来信，邮箱里每每刷新即会跳跃出一些未读邮件，电话咨询铃声在办公桌之间此起彼伏……这些，构成了我们工作的动力。

　　然而，生于此时代，我也不得不坦白——文学不能当饭吃。正如“副刊”的“副”字所意味的那样，人们的主业是生存，副业是做梦。文学的梦想只能附着在生存的现实当中。我接待过不少狂热执著的文学爱好者，他们甚至为了专心创作而不惜辞职，四处漂泊流浪。我曾经接待过一位写诗的作者，他自费印了一本诗集便辞职到国内的各大城市推广，来到广州，来到我办公室的时候，他说他已经走了10个省，到了几十家报社出版社。他拿出在一些地方报纸刊登过的小豆腐块诗歌给我看。说实在的，他那形象，真的跟乞丐无异。为了他的热情，我勉强留用了一首他的诗。几天之后，在我回家的路上，我竟然看到他在某个天桥上摆地摊卖诗集，路人真的将他当乞丐看待了。

　　梦想使人变得伟大和强大，对此，我从没半点怀疑，可是，当梦想在纹丝不动的现实之墙前无法绕道而行时，需要百倍的理智和耐心，将梦想安于现实中。

　　我很庆幸，这么多年来，我所从事的副刊编辑工作，既是我的梦想也是我的现实，我从“花地”来，又往“花地”去，夫复何求？因此，我倍加珍惜这样的“来”和“去”。

　　编辑因为工作而和作家成为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