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9月，上级指示要在上海寻觅房子设立秘密电台。为此，我爸爸出面借了北京西路1400弄（又名觉园）25号一幢单开间三层楼房。机要员郑惠英很快住了进去，王曦交给我妈妈一台美国军用发报机，也送了过去。为了保证电台的安全，25号二楼被布置成我父母的卧室。我妈妈对二房东说，单身的郑小姐是她的表妹，来沪求学住在这里，自己时常过来看望、照顾郑小姐的生活。住在进化药厂的机要员朱志良和张执一夫人王曦则是郑惠英的联系人。为了安全，电台必须经常转移，这个电台也在1946年夏迁到新闸路来安坊5号江闻道家中。

　　觉园里的这所房子是江圣造医生的住宅，后来成为上海第六人民医院的一部分。当时用的那部发报机由王曦一直保存着，1994年上海“一大”纪念馆去北京征集党史展品时，她才把发报机交给了他们。

　　家中客人多 来往皆英雄

　　为了继续利用药厂的基础和已经与医药界建立的关系，1946年9月，组织上决定在进化药厂结业后在原址楼下开办中华医药化验所。我妈妈作为化验所负责人,又聘请了上海的儿科专家林俊卿医生为主任(后为上海声学研究所所长)，另聘请化验员两人。与设在觉园的电台联络的机要员朱志良，则在化验所任会计作为社会身份,每天来此上班，大约持续了一年左右。

　　化验所时期，我们全家的住处从二层后厢房移至二层通厢房，二层客堂间布置成会客室，仍是中共上海局领导开会和洽谈工作的场所。由于化验所每天有送化验标本的病家和医生来来往往，来开会的领导进进出出不至于引起外人注意。经常来此的有刘晓、刘长胜、张执一、钱瑛，还有沙文汉和陈修良、唐守愚、谢寿天、林枫(王尧山之兄)、徐雪寒、刘少文等，他们都是我党隐蔽战线上的传奇英雄。他们常在这里会面碰头交接资金。刘长胜也是在这里约见万景光，派他去香港建立中共上海局香港办事处，并指定我爸爸作为万的联系人。不久，万和他的夫人冯志琼（后更名冯修蕙）相继离沪去了香港。

　　1948年底，中共上海局的领导先后去了香港，由化验所掩护的朱志良和康志荣也调往解放区。我爸爸根据张执一离沪前的指示，将中华医药化验所结业，愚谷邨121号的三层与底层分别出顶，及时处理了化验所的设备仪器和雇佣人员，而我家居住的二层房屋是上海解放前夕才顶出去的。上世纪50年代初，刘长胜当时主管中华全国总工会，他给我爸爸写来一个字条，内容如下：

　　方行同志：我们总工会在沪东区建立了一个办事处，惟急需要办公工具如桌凳等等，从前进化办公用具是否尚存？并可否分一部分给我们。兹派沈默同志同你接谈，望告一切。

　　此致

　　敬礼

　　刘长胜

　　1998年春，大约是5月里，我哥哥去了这个我们童年曾经居住过的地方，房子和内部装饰依然如旧，而居住着的一位老人居然还提起房子是从我妈妈手里顶来的，他正日夜担忧着这个地方即将面临的拆迁，希冀它能有一个更好的命运。

　　住进永乐邨 智挫大检查

　　1945年秋，奉命以我妈妈的名义顶下了江苏路永乐邨21号作为王寓，户主是王辛南。进化药厂是一个社会性掩护场所，这里则是中共上海局机关核心所在地。

　　王寓为永乐邨弄堂底的单开间带家具的三层楼房，每间房间都不大而且不规整。此前住着的是一对台湾籍夫妇，他们留下了一套东洋式家具。1947年后，我们一家搬到永乐邨二层，张执一全家住在三层。底层分前后两进，分别是客堂和饭厅，是两家老小一起吃饭的地方。刘长胜指示我父母负责在这里掩护张执一全家，不仅要保证这里作为高层领导开会谈工作的机密场所，而且两家人家日常生活采买或保甲长等有事找上门来，一概要我妈妈出面应付。

　　在这里的掩护方式和在愚谷邨相仿，只是更加严密谨慎。连同房子一同顶下来的两个佣人尽管在这里一起生活多年，与两家老少密切相处，对房主人从事何种工作一无所知。直到上海解放，看到住在这里的先生小姐太太都穿上了解放军军装，他们惊得目瞪口呆。常来这里开会的中共上海局领导有刘晓、钱瑛、刘少文、张承宗等。1946年4月，冯文彬由延安来上海，在这里住了约三个月。他走后不久，钱瑛从中共南京办事处调上海工作，组织上派爸爸把她接到这里住了约一个月。

　　1947年夏，国民党上海市政府宣布要进行全市户口大检查，规定各户在轮到检查时，居民必须在家守候，并要以照片核对。这个针对中共地下组织的清查计划，无疑对永乐邨构成巨大威胁。刘晓、刘长胜、张执一和张承宗在永乐邨开会研究如何应对，最后决定暂时转移去杭州以保安全。于是，假托有几位上海资本家要去杭州名刹做佛事，请佛教界著名居士赵朴初备函，介绍由我爸爸陪同前往杭州，拜访净慈寺方丈面洽此事。前事办妥后，刘、张和我爸爸一行五人分头到达杭州净慈寺。方丈得知五位是来大做佛事(打水陆)的，分外殷勤，安排他们住在非常幽静的深院独立小屋内，每餐品尝该寺著名素菜。他们与方丈洽谈佛事事宜后，说是要在这里小住几天后再回去，时值天气炎热，以白天不宜外出至晚间才能游湖赏月为由，刘和张等四人白天都在室内佯作打牌消遣，实为开会议事，我爸爸则带着6岁的张纪生(张执一之长女)在院子里玩耍观察动静。一行人在寺内住了约一个星期，得到我妈妈从上海送来的信，知道上海的全市户口大检查已经过去，大家才分头返沪。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我们两家先后搬离永乐邨王寓。我舅舅一家在这座房子里又住了一段时间，1950年依照刘长胜的指示移交给上海总工会。当时刘长胜给我爸爸写了一个便条，内容如下：

　　方行同志：请你写一介绍信给你的亲戚（关于江苏路愚园路的一座房子）言明由上海总工会丁盛雅同志去接洽。请将此介绍信直接交王玉昆同志。

　　1981年左右，经历了十年浩劫的张执一从北京来上海，他特意到我上班的地方接我，要我带他去永乐邨看看。当时那条弄堂还在，还是原来的样子。在那扇熟悉的弯花造型铁门外，我们驻足良久，才依依不舍地离去。

　　现在,永乐邨的弄堂已经消失，弄口的水果摊、菜场和南货店也在江苏路拓宽工程中成为记忆。所幸的是，这幢挤压在一群高楼大厦之间的矮小的21号小楼被保存了下来。2003年春天,上海文物管理委员会把我家50年代初离开永乐邨时带出来的尚存老家具又搬了回去，部分地尽可能重新恢复旧貌，将这里作为一个历史的记忆——解放战争时期中共上海局机关遗址,加以永久保护并对社会开放。转眼很多年过去了，曾经出入于此的人大都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为了纪念这段历史特写下本文，同时怀念我的父亲和母亲。

　　（摘自《上海滩》2017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