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时期，古人逐渐形成了“仲夏”是“恶月”的观念。所谓“仲夏”就是指五月。由于五月开始天气逐渐变得燥热，各种瘟疫容易流行，古人的医疗水平有限，对于疾病、瘟疫颇为畏惧。再加上燥热的天气也利于蛇虫鼠蚁的繁殖，民间称蛇、蝎、蜈蚣、蜘蛛、蟾蜍为“五毒”，五月正好是“五毒”大行其道的时期，这些毒物四处流窜很容易咬伤人和牲畜，重则致命，老鼠等也会助长瘟疫的传播。所以五月这个月看起来实在不那么可爱，更多地让人生畏。“午”是干支记日方法中所指的一个日期，所谓“端午”就是指五月的第一个午日。古人常常认为五月初五是“恶月”中的“恶日”，到了这天邪佞当道，五毒并出，十分不祥！

　　因为端午如此之“毒”，古人对端午颇多忌讳。历史上有名的孟尝君因为将在端午出生，他的父亲甚至想让他的母亲不要生下他，因为按照当时的风俗，但凡五月五日出生的人，日后有可能会男孩害其父，女孩害其母。到了东汉，甚至有学者如王充建议在荐举人才时不要推荐五月生的男子。即使到了宋代，贵为皇族的宋徽宗赵佶，仍然因为五月初五出生而从小就被寄养在宫外。由此可见，古人对端午“恶日”的避讳之深，敬畏之甚。

　　《礼记·月令》中有这样一段文字：“是月（五月）也，日长至，阴阳争，死生分。君子斋戒，处必掩身。毋燥，止声色。”说的就是五月太阳照耀的时间开始变长，徘徊于天地之间的阴阳之气交相冲撞，生死相分，不可谓不“恶”。为了驱灾避邪，君子当斋戒、禁欲，遮掩自己的身体，不使身心受到邪佞之气的侵袭。可见，从古开始，出于对“恶”的敬畏与趋避之心，人们过五月的一个核心内容就是驱邪纳吉。作为“恶月”中的“恶日”，过端午更应如此。

　　为了驱邪纳吉，人们想了很多方法，比如备置驱邪的吉祥物，如铜镜。铜镜在民间也有称“照妖镜”的，现在有些乡村百姓自己盖房子时，仍会在正门之上的墙壁上镶上一面镜子，希望镜子能反射掉一切侵袭而来的邪气，能映照出扮作好人模样的妖魔鬼怪的原形，驱灾避邪，降妖除魔，保得家宅平安，万事大吉。如此神奇吉祥的铜镜自然被求吉避灾的古人所看重，虽然日常家里已备有铜镜，但临至端午之时，有条件的人家还是会花费精力铸造一枚新的铜镜，希望新铜镜更加光亮照人的神力能为家宅安全度过端午大显神通。

　　《容斋随笔》中曾记载：“唐世五月五日扬州于江心铸新镜以进，故国朝翰苑撰端午贴子词，多用其事。”说的就是唐朝时在五月初五端午节专门在扬州扬子江的江心铸造新铜镜，铸出的新铜镜专门上贡给皇帝，此后宋代的翰林院撰写有关端午的诗词时还专门引用那些事。可见当时端午铸新镜不仅是传于民间的风俗，连皇帝都颇为重视，还专门有翰林为此赋诗，可见唐宋端午铸镜之盛，难怪当时的人把这些“贡镜”称为“天子镜”。

　　《镜龙记》中还记述了一段更为传奇的传说。相传唐天宝三年（744年），扬州曾经上贡了一枚在江心所铸之镜。该镜镜面直径九寸，精心炼制的青铜散发着莹亮耀眼的光泽，镜背上有华丽逼真的盘龙纹饰。当时上贡此镜的“进镜官”说当初铸造此镜时炼炉并不在扬子江江心，工匠也不知道如何才能铸造出能配得上皇帝“真龙天子”威仪的“真龙镜”。后来有一位称呼自己为龙炉的老者对铸造工匠说自己知道怎样才能铸造出真正的“龙镜”。说完他就进入炼炉所在的屋子，闭门自处三日。三日后开炉时，所有的人都遍寻不着龙炉老者的踪影，只看到一条素绢落于炉前，素绢上写着“盘龙盘龙，隐于镜中。分时有象，变化无穷。兴云吐雾，行雨生风。”铸造工匠看到这段话后，心有所思，立即将炼炉移到扬子江江心，在五月初五端午之日终于成功铸得一面“真龙镜”。如此宝镜还有更神奇的传说，据说七年之后遇上大旱，皇帝命人召来道士求雨。道士对着此枚“真龙镜”奉祀有嘉，顷刻镜背上的盘龙竟然口生白气，片刻功夫，雾气就弥漫了整个大殿，不一会儿，甘霖普降，旱情顿时就消弭于无形。

　　这样生动神奇的传说固然有前人夸张修饰之嫌，但也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人们的确相信端午铸镜能驱邪纳福。铸镜的地点越讲究，工艺越传奇，铸出来的新铜镜的“神力”就越厉害。虽然这样威力无穷的铜镜只能上贡皇宫，但“上之所好，下必甚之”，可以想象当时民间对端午铸新镜的认可及对其招福避灾的期待。这种风俗到了宋代仍可见其一斑。苏东坡就曾在诗中提及“讲余交翟转回廊，始觉深宫夏日长。扬子江心空百炼，只将无逸鉴兴亡。”虽然他是借铸镜以讽喻，但也间接地表明了及至宋代仍有夏日铸镜的风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