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音是可以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的，这一点我深有体会。

　　张允和（1909-2002）先生与我同是徽人。新千年前后我俩过从甚密，皆因书稿缘。电话多，信也多。那时我因公进京，两只肩膀扛着一张嘴，到她府上蹭饭也不脸红。用允和先生的话说，“一笔写不出两个张”。某年冬天的一个早晨，电话铃声骤响，我赶忙抓起听筒，那端传来熟悉、亲切的声音：“张昌华，我年纪大了，醒得早，睡不着，就给你打电话，吵着你了吧？”轻声慢语。“没有，没有。”其实我还躺在被窝里呢。原来她是嘱我代她买几本《多情人不老》（与周有光合著，我责编）寄给几位亲友。书寄出后，我向她写信汇报并开玩笑说，事情办得不好的话，您老可以打我屁股。复信那天大概她兴致高，特地用毛笔，写道：“你是张家的好孩子，奶奶舍不得打你。”多温暖，做张家的孩子真幸福。

　　允和先生归道山后，缘为“和平将军”张治中写篇小传，结识其长女张素我（1915-2011）先生，那时她已九十一岁了。又是一位同姓加同乡。三句安徽土话一说，我俩便热络了。我们共同相熟的朋友多：吴祖光、吕恩、苗子、郁风、周而复和杨静远等，话题广泛又深入。因此与她的通话、通信比与允和先生还多。她对我是每信必复，且她主动时多。若一段时日收不到我的信，她一准来电话问长问短。有时她住院，不能提笔，便叫儿子周元亚或外孙女代笔，签名必自署。每信必问候内子，祝语是“俪安”；用自制的荣宝斋笺谱书写，一派古风。还为我书多幅张治中家训“咬口生姜喝口醋”送友人。

　　张素我先生慈蔼、宽容，我写《和平将军张治中》一文中，有写她母亲一细节，她不满意，认为有损她母亲形象；而我觉得那是史实，且无贬义，在发表时我保留了，并向她作了解释，她宽容地说“也是”。之后的一封信，她忽然称我为“昌华作家弟”，我甚惶恐，说她比我母亲还大八岁。她坚持，决意要收我做她的小弟弟，在以后的来信中直呼为“弟”。我们的通信直至她仙逝。她走得太突然，以至还有一封信在途中。

　　我写信称张素我为“大姐”的事，不知怎么被吕恩先生知道了。对吕恩我一直称她为先生。吕恩有点不大高兴，旋来信说：“你对我太生分了，你称素我为大姐，为什么要叫我先生？其实我与素我不能比，她的背景，她的学问，她的地位，比我高一大节（截），称我大姐，我还汗颜。以后请你不必称我先生，我们是平等的。我倚老卖老，就叫我声大姐吧！”（2011年2月26日致笔者函）吕恩这番话，令我动容。此后，我就又多了一位老大姐，她比我母亲还大三岁。吕恩大姐对我这个编外小老弟十分关爱。去年，我的一个学影视专业的外甥从南艺毕业，一时找不到对口的工作。我曾听说吕恩的儿子胡其鸣从事电影事业，我给大姐发了封求助的电子函。大姐立马与她时在海外的儿子联系，二十四小时不到，把我外甥的工作搞定。我暗自发笑，“大姐”可不是好叫的。

　　再说黄宗英先生，我与她相识近二十年了。本是编者与作者关系，全靠书稿维系往来。新千年后，她病了，我也退休了，关系渐疏渐远。2010年，我受原供职的出版社委托，向她组稿，始又恢复音问。宗英最初称我为“先生”，渐改为“小友”，继而忽呼我为“贤弟”。去岁末，她应祖籍浙江瑞安黄氏宗祠之约，写一篇口述自传《命运断想》。她把手稿呈黄氏宗祠，只复印留一副本。她毅然将这一副本寄给我，附信云她视此文为“绝笔”，让我做她的第一位读者。厚爱如此之重，让我动情。此稿是她在医院，用硬壳本垫在双膝上一笔一画写就，手边乏参考资料，又因年事太高，许多人名、地名、时间难以认定。我凭手边资料便为其做点小考证，又让内子将其手稿录入、打印。文稿在沪宁间往返了三个来回，杀青。宗英慨然授权于我，代觅合适的报刊发表，还在一本赠我的大著上署“谢我知音”。这样我又多了位“大姐”。她与我老妈同龄。

　　此前，王映霞女士、梅志先生，在赠我的纪念册页上题字也称我为“弟”，那纯是旧文人交往中的一种礼貌或客套，而素我、吕恩、宗英三位大姐称我为“弟”，我自觉荣幸、舒坦。我堂而皇之地称她们为“大姐”，虽有“我的朋友胡适之”之嫌，但不觉得太难为情。

　　我真幸福，我有三位比我老妈还大的大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