鼎元为首钱庄连片，“放手放脚”盈利颇丰

　　当年，门面设在上海闹市区的鼎元钱庄，是按照在根据地商定的方案建立的。鼎元开张后，又继续布点，全部是私营面貌的钱庄，高邮的叫益大，扬州的叫仁泰，镇江的叫中大，与上海的鼎元衔接，主要搞“外汇”业务（根据地一直把敌占区的货币叫“外币”），实质上就是华中银行的通汇线、交通线。这批钱庄筹划得当，业务顺畅，靠的是彼此信任，像亲兄弟一样齐心合力。因为上海的鼎元是重头，筹组时我们党出资50%，许振东投资40%，剩下10%在社会招股。当时，益大靠得近，由华中银行直接领导，委派了汪华出面做经理，扬州由许介眉负责，镇江是华中银行派人管理，鼎元那边的副经理、襄理则是地下党员。国民党部队大举进攻后，交通断绝，汇兑业务停止，精明的许振东立即通知将汇款结余全部购买黄金保存起来，以防国统区货币贬值。 

　　就我所知，另外那几家企业叫联丰、合众、建华、同庆，挂牌花纱布公司或进出口公司，还有的就叫贸易行，依靠着龙头鼎元的资金调度，主营业务是采购紧俏的军需物资。白色恐怖，环境险恶，在地下党领导下，许振东为首的员工们个个尽职，灵活经营。到1948年年底，鼎元向党组织上缴的黄金达900两，我们党投资的本金全部收回。那时，邓克生已升任重新组建的华中银行的副行长，我在银行的金库工作，进进出出的数目，十分清晰。不久，我们党在香港创办宝生银行，鼎元注入20%的股东；夏衍和张尔华在香港成立大光明电影公司，鼎元投过去的资金是260两黄金。接着，鼎元又将盈余的100两黄金上缴，用于采购军用胶鞋和搪瓷碗，全部运抵东北战场，解决了东北我军的急需。这些事，今天仍健在的陈立（中国工商银行总行首任行长）也都十分清楚，他那时和我在同一个科里。 

　　随着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根据地连成了一大片，中国人民银行成立，华中银行的组织机构随之改变，组建了人民银行总行旗下的苏北分行，由邓克生主管。1949年5月，我军进入上海，鼎元的使命至此结束。当时我和邓克生随大军驻在泰州，老邓5月25日以“说不尽的愉快”提笔给许振东写信：“能够这样自由自在、毫无顾忌地写信给你……老许，让我们首先紧紧地握手一次吧！”他公开用“中国人民银行苏北分行”的信笺与信封，字里行间充溢着革命热情，往日的暗语、商界的套话，转瞬间无影无踪了。 

　　白色恐怖下肩负重任的许振东，需要不时与党组织交换情况、接受任务。跟他接触的领导只有徐雪寒和陈明两位，可这两位又频繁穿梭于上海、香港。他们不在上海时，一旦遇上麻烦事，被指定的联系人就是朱枫。朱枫其人近些年才为世间所知，她是我党隐蔽战线上杰出的女战士，1950年6月在台湾就义，尸骨直到去年才迎回她的家乡安葬。当年我在上海时，在许振东家里也见过朱枫，那时只知道她是鼎元的女职员，同时在另外几家公司里也兼职，办事干练。看她那气质，显然富有教养，有大家闺秀之风范，许振东、陈志威夫妇对她敬重有加。建国以后，许振东才向我透底，说出了朱枫的真实身份：她一直是秘密党员呀。1947年间，徐雪寒应紧急情况急需去香港，朱枫为他买好了外轮头等舱的船票，许振东把自己的皮袍和礼帽借给他，帮他装扮成富商，由朱枫护送上船。开船前，徐雪寒脱下皮袍礼帽，对朱枫说：这些在香港都用不着了，你带回去还给老许吧。 

　　家有贤妻默默相助，世间旧雨肝胆相知 

　　我和陈志威一度朝夕相处，真切感受到许振东能在敌人的眼皮底下完成那么重要的任务，志威是难得的贤内助。没有她的协助配合，老许的“放手放脚”几乎不可能。 

　　我从苏北根据地刚出来，土里土气的，为消除别人的猜疑，志威提出替我买衣服。可我不会长住，又身无分文，当然不愿买。志威并不勉强我。她连夜踩缝纫机，改自己的衣服，改了给我穿。我在根据地，习惯紧张的行军和工作，到上海整日带孩子，心里憋得慌。志威就找书给我看，边教我织毛衣，边和我聊天，给我讲她自己的经历。志威一直在上海，大学肄业就转入立信会计专科学校，坚持到毕业，这在上世纪40年代可谓凤毛麟角。她曾想和振东一起去我们的根据地，又一起服从组织安排留在上海；她曾打算就在上海参加工作，最后又是顾全大局，留在了家里。她默默无闻地迎来送往，让来她家落脚的每一位同志感到既安全又温暖。 

　　年复一年与狼共舞，志威养成了高度的警惕。一次她陪我上街买毛线，逛了几家，又到一家店里，我正在看毛线，她突然拽拽我的衣角，使了个眼色，我赶紧跟着她出来。她悄悄告诉我：我们刚进去，就有两个男的跟了进来。什么年头，哪有男人进毛线店的！她机警地带着我连转几个弄堂，甩掉可能的尾巴，安全回到家里。 

　　新中国成立后，我和邓克生只要到上海，都会去看望振东与志威。有一次志威告诉我，她几次提出要参加工作，但有关方面派人转告说，工商界许多上层人士的夫人都是全职太太，建议她还是留在家里。她再一次服从了组织安排。这位终身没有出来工作的知识女性，去世前什么“级别”“待遇”都没有，但她赢得了亲人和所有认识她的人的敬重，甚至可以说是无比的敬重。 

　　经历过血与火，我算是有幸活下来的人，想起那些老同志新中国成立后的坎坷经历，我忍不住心酸。徐雪寒、顾准、陈国栋他们受过的委屈，以往介绍得比较多，我就不说了。邓克生1952年当过“大老虎”，叫“思想老虎”，说是右倾拦路，背了个处分，降职靠边。他和许振东的关系，每次搞运动都是交代的重点。当年老许连私方应得的那份盈利都放弃了，悉数上缴，可审查邓克生时还强加一个尾巴，硬说他俩串通把利息贪污了。明明是及时兑换成黄金了，哪来利息一说呢？1965年以后，邓克生被戴上“阶级异己分子”的帽子，“文革”动乱一起更是百口莫辩。直到1982年，邓克生去世六年了，“勾结许振东搞地下钱庄”才算审查清楚，江苏省委组织部发了正式文件，咱一家人蒙冤已达三十载。二十多年里，不管组织上如何查，老邓没有向老许透露过一个字，老许从不知情，也没有站出来分辩过。他俩凭着一种无需言表的默契，绝不授人以“攻守同盟”的半点口实。 

　　若要我说那曲折的历史，三天三夜也说不完。许振东病逝的噩耗传来时，我请孩子们代拟代书了挽联“世间旧雨相知肝胆；泉下重逢共览诗书”，把老许和邓克生几十年生生死死的情谊都融化进去了。要说这生死情谊，自然也包含徐雪寒、陈国栋、朱枫等在内。那是一群纯净的理想主义者，他们精诚合作甘苦与共，奔波在腥风血雨的年代，并创造出非凡的功绩。 

　　记得徐雪寒有一段高度赞扬老许的话：“党在和许振东长期交往中，确认他政治进步积极支持党的革命事业，经济上廉洁清正，分文不入私囊，又精通金融业务，善于经营管理，所以委以重任。他也慷慨接受任务，身家性命在所不惜。”我觉得，许振东毕生经受住了历史的考验，和秘密党员毫无区别。人们写隐蔽战线的故事，已经写了很多很多了，写过潘汉年，写过徐雪寒，写过朱枫，其实也应该写写许振东和他的鼎元钱庄。 

　　(摘自《上海滩》2012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