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信共产党能给这个国家带来希望

　　毛泽东说：“关于中共的希望和他自己的工作。为了打倒共同敌人以及为了建立一个很好的和平的国内关系，及一个很好的和平的国际关系，我们所希望于国民政府、国民党及一切党派的，就是从各方面实行民主。”

　　“民主必须是各方面的，是政治上的，军事上的，经济上的，文化上的，党务上的及国际关系上的，一切这些，都需要民主。毫无疑问，无论什么都需要统一，都必须统一。但是，这个统一应该建筑在民主基础上。政治需要统一，但是只有建立在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与民主选举政府的基础上面，才是有力的政治。统一在军事上尤为需要，但是军事的统一，亦应建筑在民主基础上，在军官与士兵之间，军队与人民之间，各部分军队互相之间，如果没有一种民主生活、民主关系，这种军队是不能统一作战的。经济民主，就是经济制度要不是妨碍广大人民的生产、交换与消费的发展，而是促进其发展的。文化民主，例如教育、学术思想、报纸与艺术等，也只有民主才能促进其发展。党务民主，就是在政党的内部关系上与各党的相互关系上，都应该是一种民主的关系。在国际关系上，各国都应该是民主的国家，并发生民主的相互关系，我们希望外国及外国朋友以民主态度对待我们，我们也应该以民主态度对待外国及外国朋友。我重复说一句，我们很需要统一，但是只有建筑在民主基础上的统一，才是真统一。”

　　“先生们来到边区已有十几天，今后还将有若干时日留在边区。你们可以看到，我们共产党为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而做的一切工作，都贯彻着一个民主统一或民主集中的精神。其有不足的，必须继续做。如果有缺点，必须克服这种缺点。我们认为全中国只有民主制度、民主作风，目前才能胜敌，将来才能建立一个很好的和平的国内关系与国际关系。”

　　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大所做的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中，说：“人民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思想、信仰和身体这几项自由，是最重要的自由。在中国境内，只有解放区是彻底地实现了。”

　　《新华日报》关于报道皖南事变的文章，自然被国民党新闻审查官封杀，周恩来奋笔疾书补天窗：“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而自1937年国共谈判始，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无论唇枪舌剑，还是白纸黑字，“民主”、“自由”比比皆是。1999年3月15日，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国务院总理朱镕基说，美国国务卿奥尔布赖特访华谈到人权时，朱镕基告诉她：“我参加争取和保障人权运动的历史比你早得多。”奥尔布赖特不解，说：“是吗？”朱镕基回答：“不是吗？我比你大10岁，当我冒着生命危险同国民党政权作斗争，参加争取中国的民主、自由、人权运动的时候，你还在上中学呢。”

　　政治打压，军事进攻，经济封锁，言论无自由，连生命都难以保障，任何处于这样一种境地的政党，对于民主、自由的渴望和追求，都是再正常、自然不过的事了。曾在海峡两岸颇受好评的《巨流河》作者齐邦媛，当年是四川大学学生，她回忆说：我们同学百分之八十都迷共产党，越是知识分子越迷。

　　抗战以来，大批青年投奔延安，其中多为知识青年。据不完全统计，仅1938年5月、6月、7月，经西安进入延安即近2000人。他们不是因为肚子造反才来革命的，而是一种更高层次的追求，因为在国统区的生活会优裕得多。他们向往延安，向往共产党，是相信共产党能给这个国家带来希望。他们甘愿做清贫的革命者，来黄土高坡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并准备为之献身。

　　美国人批评过国民党一党专政，蒋介石说共产党伪装民主，而美国人看到的是事实。斯诺是第一个进入延安的西方记者，谢伟思则是最早与毛泽东接触的美国外交官。斯诺大获成功，与毛泽东双赢。之前别说西方世界了，连大多数中国老百姓心目中的共产党，也被国民党的宣传机器胡涂乱抹成了“土匪”，乃至简直非人类的“共产共妻”。斯诺那些对中共充满好感的文章，为红色中国开启一扇扇窗口，在西方引起极大的反响。裙带关系、任人唯亲、中饱私囊，谢伟思见惯了国民党的腐败；谈笑风生的毛泽东，简朴而充满活力的共产党人，从重庆到延安，年轻的外交官顿觉清风扑面。1944年11月7日，谢伟思在一份报告中写道：

　　据两个美国军官、若干记者和二十余个外籍旅行家关于华北共产党控制地区状况的许多报告，相互极为吻合。这种根据实际观察所得的一致性是有重要意义的。它迫使我们接受某种事实，并且从这些事实中，得出一个重要的结论。

　　日本人受到积极的反抗——不管日本人对人民如何经常地作战和残暴地予以报复。这种反抗力量正在增长。日本人可以集中大量的兵力，在有限的区域内暂时击溃中共。但他们不可能对共党现在力量所及的广大地区同时这样做去。

　　这种反抗是合理的，并且是成功的，因为这是动员全体人民所积极发动的全面游击战。在这全体动员中，共党的正规军虽然以领导组织者的身份，仍服从于位数更多的人民自身的武装力量。他们能够存在，是因为人民允许、支持并全心全意与他们共同作战。这里军队和人民是完全团结了。这种全体动员的依据和可能性，是建筑在一种经济的政治的和社会的革命运动上的。这种革命是和缓的和民主的。减租减息、改革税收和良好的政府来改进农民的经济状况。农民有了民主的自治、政治意识和权利的观念。农民们得以从封建束缚中解放出来，有了自尊、自信和强烈的团体合作的兴趣。普通人民知道了他们是为了这些而战斗。

　　连屁股坚定地坐在蒋介石一边的美国特使赫尔利，也对国民党谈判代表张治中、王世杰等人说：你们谈了5年了，为什么不能解决问题？你们不要骗共产党。你们说军队好，贪污腐化是敌人造谣，毛泽东告诉我，贪污腐化的事孙夫人、孙科都谈过，新闻记者也报道过，我看你们就是这样的人。你们说共产党不愿团结，我到延安看毛泽东他们都是爱国分子，提出要求既不是社会主义的，也不是共产的，而是民主的。

　　而在后来终于和蒋介石闹掰了的中缅印战区司令史迪威的眼里，美国军人在太平洋流血、在东南亚流血、在中国流血，你蒋介石却调集精锐围困陕甘宁边区的中共军队，双方兵力达几十万之众，不能投入抗日战场，这是战争潜力的极大浪费，根本不能容忍的。

　　罗斯福要求蒋介石授权史迪威，可以不受限制地指挥中国军队，包括中共的军队。史迪威则指责蒋介石无意为抗战付出更大的努力，无意建立真正的民主制度，无意与中共建立共同战线，中国统一和真正抗日的主要障碍，就是蒋介石自己。

　　毛泽东和斯诺长谈，和谢伟思长谈，与到延安的国内外各界人士谈话。在重庆的周恩来等人更有条件，谈起来更方便。谈民主、自由，谈国民党的专制、独裁、腐败，谈共产党人的世界观，力图影响中间势力和美国的对华政策。美国的屁股是坐在蒋介石那边的，不能把它挪动过来，挪动一点也好呀。起码一条，共产党的90多万军队，好多长矛、大刀，甚至徒手，那美援中的武器装备不能给点吗？对于眼前的抗战，抗战胜利后可能爆发的内战，都是求之不得的。

　　（摘自《中国1946》白山出版社2014年1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