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20年前上海没有成立慈善基金会，会怎么样？”在4月底举行的“纪念上海市慈善基金会成立20周年部分开创者座谈会上”，常务副监事长袁采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在他看来，这绝对是上海历史上的大事，从此这座城市的精神文明建设中，多了一种声音、多了一个形象、多了一篇故事。

　　争议声中起步

　　1994年的上海，正是改革如火如荼之际，出现了失业、下岗等弱势群体，市场经济呼唤社会力量协助政府拾遗补缺，为弱势群体“雪中送炭”。当时，中华慈善总会也在酝酿成立中，上海能否也成立一个类似的机构呢？

　　时任上海市民政局副局长，现任上海慈善基金会常务副理事长的施德容认为，当时，在国家慈善立法不够健全，社会慈善意识还不强的情况下，发展慈善事业必须依靠政府推动，成立慈善机构有助于充分利用社会资源，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是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载体，也是对政府职责的有力补充。为此，市民政局请来时任市政协主席的陈铁迪，担任筹备小组的组长。曾经分管民政工作的时任副市长谢丽娟、孟建柱、冯国勤等都先后担任基金会顾问，为慈善站台，助推慈善事业发展。

　　但当上海要成立慈善基金会的消息传出后，争议之声出现了。原市委宣传部副部长、上海社科院院长尹继佐记得，对“慈善”这个新名词，社会上有着各种解读，有人觉得，这是资产阶级的专享，是富人的专利；有人认为这两个字带有浓重的宗教色彩，为什么不能用“献爱心、送温暖”之类的词汇来表述呢？此外，既然是一个团体，以“组织、总会、协会、促进会”来命名就行了，为什么要叫“基金会”？

　　“当时，中央主流媒体发表评论员文章，为‘慈善’正名，老百姓看了，觉得有道理。再加上当时上海的主要领导一锤定音，这才扭转了舆论导向。”上海市慈善基金会常务副秘书长马仲器回忆。时任上海市慈善基金会会长，现任上海市慈善基金会名誉理事长的陈铁迪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曾强调：“慈善两个字是没有国界的，可以为我所用，就像‘民主、自由’一样，我们可以举这个旗帜，团结大家，做扶贫济困的工作。”而之所以要叫“基金会”，因为要做慈善，首要任务是募集和运作资金。根据国际上的经验，基金会是准金融机构，是一个募集资金、管理资金、使用资金的社会组织。因此在成立之初，市慈善基金会的主管单位一直是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

　　争取各方支持

　　面对众说纷纭，陈铁迪认为，慈善事业是一个群众的事业，只有千万人来认识、来参与，慈善工作才能做下去。想要尽快争取社会的认同，最好的办法就是加大宣传力度，慈善报道“再多也不嫌多”。

　　1994年12月8日，市慈善基金会与本报共同主办的以“人间自有真情在”为主题的“慈善热线”正式开通，由此揭开了市慈善基金会与媒体合作的序幕。1997年7月21日，市慈善基金会、市民政局和本报共同发起“让孤残儿童拥有温馨之家”活动，对传统的孤残儿童集中“养、治、教”的传统方法进行改革，以“政府出资、社会支持、家庭寄养、统一监护”的形式，让孤残儿童进入家庭寄养。

　　“刚开始，我们很担忧，怕没人来响应。”马仲器说，可是本报对这一公益项目所做的深度报道见报当天，市慈善基金会就接到了800多个报名电话，这是意料之外，也在情理之中。

　　除了媒体之外，在初创期，陈铁迪还动员了不少政协系统的资源，特别邀请了许多明星加入慈善大家庭。1994年，叶惠贤与袁鸣、王汝刚等共同参与慈善宣传；1995年1月18日的新年慈善义演电视晚会上，刚刚因电视剧《过把瘾》一炮走红的王志文加盟演出，还捐出“飞天奖”优秀男主角奖杯用以拍卖；王汝刚是第一个参加“万人上街募捐”的明星之一，当老百姓发现“滑稽王小毛”手拿募捐袋出现在街头，纷纷围拢过来捐款，袋子一会儿就满了，换了一个又一个。

　　领导夫人、元首夫人参与慈善是国际惯例，也是争取各方支持的需要。在市慈善基金会成立前夕，陈铁迪找到了前任市长黄菊同志的夫人余慧文。现任上海市慈善基金会顾问的余慧文在座谈会上回忆，陈铁迪两度上门做动员，与她谈了半个多小时，希望她能出任副会长，帮贫困的群众做点事。余慧文考虑了3天，答应了。当时黄菊特地给妻子定下了12字原则：通民意、不干政、多办事、少出镜。

　　善意植根心底

　　市慈善基金会收到的第一笔捐款，本身就是一个动人的故事。那时基金会还没有正式成立，在上海第三社会福利院生活的孤老曹炳生获悉后，将自己多年积蓄下的1000元钱仔仔细细包好，委托福利院的同志送到基金会。这是一位本身就需要社会救助的孤老，这笔钱，是他在福利院内外为老人们理发，每次一角、两角，逐渐积累起来的。基金会工作人员不肯收，但老人说，他自己接受党和政府的资助，也应该为贫困的老百姓做一点事。

　　在市慈善基金会的初创期，碰到别人不理解，心里很苦；但若遇到像曹炳生这样的好人，看到万人上街献爱心，又觉得很甜，苦也值得。这份情感，是包括陈铁迪在内的许多“元老们”所共有的。

　　原静安分会会长梁光璧记得，当初她到街道去做工作，对方却说：“怎么搞的，政协来我们这里要钱？”当时静安区有个免费为贫困老人做白内障手术的项目，“有一对基本失明的夫妻，恢复视力后，第一件事就是去买一台电视机。”梁光璧说，知道这事后，她心里热乎乎的，再大的委屈也忘了。

　　黄浦分会常务副会长邬露露在基层干了20年，她说，最令她感动的，还是那些普通的好心市民。她记得，汶川地震发生后，分会在复兴公园进行募捐。跑过来一个捡垃圾的，他掏出一张皱巴巴的10元钱，问，这能捐吗？“可以的，可以的。”邬露露一迭连声回答他，眼泪都快掉下来了。“比人家捐了100万还开心。”邬露露说，这件事对她的触动很大，“不管贫困还是富裕，“善”字是植根在每个人心底的。” 

　　而最令马仲器动容的故事，和一个电话号码有关。1997年，市慈善基金会要设置一条慈善热线电话，接受市民捐款捐物，当时大家一起选了个号码——2584343，谐音“让我拨慈善慈善”。不过，这个号码是不是有人用？谁在用？没人知道。马仲器拨通了这个号码，电话那头是一个中年男子，他说这是他家里的电话。马仲器说明了事情的前因后果，希望他能捐献这个号码。男子听了，一口答应，还拒绝让基金会出钱帮他安装其他号码。

　　“事后我才知道，这是一位刚回归社会不久的特殊人士。他心里有颗善良的种子。我相信，从捐出这个电话开始，他的人生轨迹就会发生很大的变化。”马仲器说。

　　慈善的作用不单单是扶贫济困，还要加上净化心灵。陈铁迪在座谈会上说：“慈善事业需要善良、乐于奉献的人参与，这些人参与后又带来很多感动和爱的力量，使我们思想上得到升华。所以，我相信，慈善将成为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抓手和平台。”

　　陈铁迪在2004年接受《财富人生》专访时提及一个小细节，有一次路过一家商店，店里的人跑出来跟她打招呼。末了，在她身后叫道：“好人一生平安。”“我很感动，我想这个好人是指所有好心人，也说明慈善两字深深地印在人们心中。”陈铁迪说。

　　钱要规范透明

　　在谈到早期工作中最大的困难时，陈铁迪提到，慈善事业在一些发达国家和地区已经很成熟了，但上海是全国第一个“吃螃蟹”的，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怎么做慈善？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慈善路子该怎么走？她坚定地表示，慈善基金会是管钱的，一定不能在钱上出问题！一定要规范。

　　“基金会成立伊始，铁迪同志就提出要按照国际惯例依法行善、规范运作，为此，她以她独特的人格魅力，动员了社会各界的资源。”马仲器回忆，当时上海知名的律师沈国明、徐晓青、朱洪超、江宪等人组成了法律顾问团，不仅参与了基金会筹备建的全过程，还将《公益事业捐赠法》《收养法》《银行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等法律法规中与慈善公益相关的100多项内容汇编成《慈善公益相关法律法规（节选）汇编》，成为当时很受欢迎的一本以法治会的工具书。

　　相继成立的还有以众华沪银会计师事务所会计师为主的会计顾问团；由人大、政协、公检法司以及税务、工商财政等部门法规处人士组成的法务委员会和法务部；由捐赠人代表和审计部门组成的与理事会并列的监事会。

　　“上海市慈善基金会是全市、乃至全国范围内，最早（1995年初）通过媒体公布、第三方审计报告全文的慈善组织之一。在规范化和透明度方面，市慈善基金会从未松懈。”马仲器说。

　　时至今日，市慈善基金会累计募捐款物已超过80亿元。守着这么一大笔钱，光靠存银行，跑不赢通胀怎么办？保值增值的问题显得尤为迫切。陈铁迪在2004年接受《财富人生》专访时就明确表示，要依法、安全、可靠地对基金进行保值增值，无风险是底线，决不能亏一块钱。当时国家刚刚出台《基金会管理条例》规定：在坚持合法、安全、有效的条件下，基金会可以进行保值增值。

　　市慈善基金会顺势而为，在原有的保值增值委员会的基础上成立了资产管理委员会，2007年又独资成立一家投资公司，帮助基金会进行资产的保值增值。基金会把资金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放在银行，另一部分放在专业投资公司运作，这样既保证了资产的安全性，又在投资收益上有所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