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工程院院士、飞机设计专家屠基达(1927—2011)，成功设计了初教—6、歼—5甲、歼—教5、歼—7ΠA、歼—7M等5种飞机，多次获得国家级奖项，为中国航空工业的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1993年荣获中国航空工业总公司个人最高荣誉奖“航空金奖”，被誉为“歼七之父”。他生前留下了这篇珍贵的口述文章。本文摘自《上海滩》2014年第5期。

　　日机轰炸激发强国梦 

　　1927年12月，我出生于浙江绍兴一个普通的小市民家庭。祖父是当时绍兴城里一家小纸店的店员。父亲在我出生那年到上海谋生，先是在一个内河轮船公司当船员，后来到一家旅舍当管账员。由于父亲只念过几年私塾，在外地打拼艰难，深知没有文化在社会上出不了头，所以主张孩子要多念书。在我4岁的时候，母亲冲破大家庭的束缚，带着二哥和我第一次来到上海。父亲在上海租界外宝山路商务印书馆租了个亭子间，准备在上海建立小家庭，为我们接受学校教育作准备。不料好日子才过了几个月，日本军队侵略上海，时局骤然紧张。无奈之下，母亲又带着我们在1932年“一二八事变”爆发前夕匆匆返回绍兴。于是，我便在绍兴县立第二小学念一年级。 

　　1937年我10岁那年，全面抗战爆发，日军在上海发动“八一三事变”后，继续向南占领了钱塘江以北的杭州一带，绍兴城危在旦夕。记得当时凄厉的空袭警报声和嗡嗡作响的日军飞机接连不断地在绍兴上空袭扰，我和二哥不懂事，就跑到屋外去看，只见日机飞得很低，连机身与双翼上涂着太阳旗图案以及飞机上一前一后有两个飞行员都看得很清楚。不一会儿，飞机忽然扔下几枚炸弹，在地上炸响，然后它就大摇大摆地扬长而去了。 

　　这是我生平第一次接触到战争，而且是毫无抵抗的轰炸，心想：我们怎么没有飞机？不说高射炮，连步枪也打得下来呀，怎么没人打呢？这一幕让我永生难忘。当时，我就萌发了长大后一定去造飞机的梦想。1937年底，母亲再一次带着我离开绍兴，来到上海租界，这一次总算可以安家了。之后，我在十分艰难的抗战环境中勉强念完了初中和高中，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特别是数学和物理成绩尤为突出，为后来攻读工科打下了基础。 

　　我考试得了120分 

　　抗战胜利前夕，我高中毕业。为了能上国民党统治区的公费大学，我曾辗转到了浙西。但想不到抗战很快就胜利了，于是我又折回上海家中，就这样一来一回的折腾，错过了1945年考大学的时机。1946年夏，我开始报考大学。为了确保能上大学，我先后报考了交通大学航空系、清华大学电机系、浙江大学化工系。结果三所大学都录取了我，基于由来已久的“航空梦”，我最后毫不犹豫地选择了交大航空系。 

　　交大当时曾有“东方MIT”(美国麻省理工学院)之称，许多教授都是海外留学归来，让我很早就对这所享有盛誉的理工科圣殿心向往之。交大历来以功课紧著称，大小考试严而多也是一大特色。每学期三分之一学分不及格就要留级，二分之一学分不及格就要退学，而且有些教授的科目考试不是百分制，而是按一定比例不予及格作为基准的，目的就是有意淘汰一些学生，以提高学校的整体水平。令我印象最深的是教我们应用力学的季文美先生。在一次考试中，我竟考出了120分，全班为之大惊。原因是季先生在打分时不按满分100分来计算，而是以多少百分比不及格来计分的。 

　　在航空系教我们课程的诸位名师中，季文美先生是我最佩服、最敬重的一位老师，他讲授的应用力学课概念清晰，深入浅出，是我最感兴趣的一门课。季老师在教我们机械制图时，要求我们认真画好一点一线，从写工程字开始，到如何削好一批备用铅笔，如何保持图画整洁等，这些规范化的做法，正是对如何做好一名合格工程师的基本要求。机械制图让我终身受用。按陈石英先生的说法，我们是搞手艺的。在学校实习课中，他就要求我们学好基本功，从做好一名钳工、一名车工开始，如何用榔头、锉刀，如何和水泥、烧安瓿瓶等。 

　　我的毕业设计是杨彭基先生教的，既要设计一架完整的飞机，又要设计一个机体部件，我把过去所学的全用上了。按杨先生的说法，现在学生是按一个总工程师的目标来培养，但参加工作是从设计一个部件开始的。他的教学至理名言，令我铭记于心。曹鹤荪先生教我们空气动力学，王宏基先生教我们热力学，他们不仅教会了我们具体课程，而且由于上课时思想高度集中，锻炼了我们边听边记边分析理解的能力，这对我后来的工作帮助很大。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由于长期的营养不良和过度紧张的学业，我在1948年大三时患上了肺结核，不得不暂时中断学业，在家休养一年。因此直到1951年，我才正式毕业。回想我入学时，所在的航空系一班共有40名同学，到毕业时却只剩下10名同学。其中有淘汰退学的，有解放后参干的，但大多数同学在中间转系了。为何如此多的人转系呢？原因在于进校时正值抗战胜利后，从形势上看，似乎航空事业应有大的发展。但是1947年至1948年间，国民党一心内战，不发展自己的航空工业，航空系的毕业生面临着毕业即失业的窘况。这样，不少同学就改学机械、电机、造船去了。值得庆幸的是，当我在1951年毕业时，正值航空工业局（四局）成立，于是我幸运地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届国家分配至航空工业局的大学生，成为这个行业之后从弱到强、繁荣臻盛的见证人。 

　　难忘两次废品设计图 

　　1951年9月，我被分配到哈尔滨121飞机制造厂技术科。与我同行的还有四人，分别是交大航空系的徐学榘、清华大学航空系的芮荫棠、武汉大学机械系的周峙衡和浙江大学航空系的何寿轩。当时我们都是第一次从温暖如春的江南水乡来到千里冰封的东北黑土地，在气候条件、生活习惯方面可能都不太适应。但一想到马上就要把自己学到的知识奉献给祖国，大家立刻就兴奋起来，表示坚决服从组织安排。 

　　初创时期的航空工业，是与抗美援朝连在一起的。当时我们的主要任务是修理朝鲜战场上受损的战机。让我终身难忘的是，我在当设计员时发的设计图曾经出过两次废品，给初出茅庐的我带来巨大的压力。之后，我虚心向老设计员学习，在实践中摸索，改掉了以往自满和浮躁的情绪，业务上进步较快。在哈尔滨的五年中，我参与了从飞机到特设、仪表的所有修理工作。1954年5月，我成为全厂知识分子中第一个共产党员，第二年又被工厂推荐当选为哈尔滨市的劳动模范。1955年底，我被任命为厂设计科科长，并升为助理工程师。 

　　1956年，党中央发出“向科学进军”的号召，航空工业局在全力仿制第一架喷气式战斗机“歼5”的同时，决定在沈阳飞机制造厂成立飞机设计室，使飞机制造今后由仿照苏联转向自行设计。当年11月，我接到航空工业局调我去沈阳飞机设计室的调令，并让我担任机身组组长。当时从各地抽调到设计室的优秀技术人员共有90多人，分为12个专业组。除了室主任徐舜寿、副主任黄志千等极少数的老工程师外，整个设计室的人员平均年龄只有22岁，设计经验普遍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