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人对自己的年龄是非常保密的，见面不能随便问及。尤其是女性２４岁之后就再也不会把自己的真实年龄告诉别人了。中国人过去没有这一习俗，不介意询问年龄。可以直接地问对方：（问老人）高寿几何？（问女孩）芳龄几许？（问一般人）敢问贵庚？也可以拐弯抹角地问：“文革”开始那一年您多大了？您哪年读小学的？得到答案后，只要简单地加以推算，即可获知对方年龄。

　　中国人见面不仅可以问年龄，而且还给不同年龄赋予了西方人所没有的林林总总的称谓。例如：人初生叫婴儿，不满周岁称襁褓，2至3岁称孩提；男孩7岁称龆年，10岁以下称黄口，13岁至15岁称舞勺之年，15岁至20岁称舞象之年；女孩7岁称髫年，12岁称金钗之年，13岁称豆蔻年华，15岁称及笄之年，16岁称碧玉年华，20岁称桃李年华，24岁称花信年华，出嫁年龄称摽梅之年；男子20岁称弱冠，30岁称而立之年，40岁称不惑之年，50岁称知天命之年，60岁称花甲或耳顺之年，70岁称古稀之年，80岁称杖朝之年，80至90岁耄耋之年，100岁为期颐之年。另外，还有称童年为总角或垂髫，称青少年为束发，女子待嫁称待年或待字，称老年为皓首或白首，称长寿老人为黄发，0—20岁为夭折，21—30岁为短寿，31—40岁为强寿，41—50岁为艾寿，51—60岁为周寿，61—70岁为稀寿，71—80岁为耋寿，81—90岁为耄寿，等等，不一而足。与西方讳言年龄相比，中国则存在一种独特的“年龄文化”现象。

　　中国古已有之的年龄文化，具有很多优点。一是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敬老传统，如古稀之年意指要珍重老人，杖朝之年是指允许80岁老臣拄着拐杖上朝，期颐之年是指这时饮食起居期有待子孙奉养照顾了；二是体现了中国对增进人的社会化程度的重视。从婴儿、襁褓、孩提（指可以举抱了）、齠年（换牙齿了）、黄口（指还像黄嘴小鸟那样不成熟）、舞勺之年（指可以习舞）、舞象之年（指可以习武）到弱冠（指可以当兵服役），女性从髫年（还没有发型）、金钗之年（有固定发型了）、及笄之年（有特定发夹了）、碧玉年华（月经始来）到摽梅之年（女子该嫁了），显示了一个人怎样从一个自然人变成了社会人，而孔子提出的而立、不惑、知天命、耳顺等更是表现了对增进人的社会化程度的追求。

　　但时至今日，古已有之的年龄文化也日益暴露其时代缺陷。一是过度用社会性压抑人的私权。年龄属于人的隐私，不要随便问及是为了防止年龄歧视，损害平等原则。二是有过度论资排辈的倾向。费孝通先生认为中国过去是乡土社会，由长老按传统习惯处理日常问题。重视年龄旨在区分长幼，长幼之序则是长老管束后生的依据。但在现代社会，各个年龄段的人各有其长，要发挥好各个年龄段的人的作用，既要老有所为，又要奖掖后进。大家坚持真理，平等相待，互补共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