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周小寒 男，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主任医师、教授。资深肿瘤专家，著名医学科普作家，现任上海市健康教育协会·保健康复专家指导中心主任委员。

　　我于1985年至1987年，作为中国派驻摩洛哥塔扎市医疗队队员，曾在摩洛哥中部城市塔扎市工作和生活了两年余，虽然事隔近三十年，但第一次出国的新奇，在那遥远北非王国的所见所闻，以及当时出国医疗队的生活，都还历历在目。

　　首次出国滞留巴黎

　　1985年3月26日晚，我从北京乘上中国国际航空公司的班机，历经17个半小时的长途飞行，于3月27日上午到达巴黎戴高乐机场。然后驱车到达巴黎另一个机场——奥利机场，并从那里转机飞摩洛哥首都拉巴特。可到达机场后才知道，我们两支医疗队共20余人，只有7人的机票办过转机OK手续，我是其中之一。这时，从巴黎飞拉巴特的飞机仅剩4个位子。于是，两支医疗队队长商量决定，各队从已经办好OK手续的队员中，各派2名先飞摩洛哥，其它人去中国驻法大使馆招待所休息待机。本队由我和周惠清两人先飞摩洛哥。我的行李已托运完毕。登机时，瑞金医院两位队员先进去，我和周惠清之后进。这时，突然飞机上传来通知，说飞机上只有一个位子，只能进一人。因为周惠清是女性，我理所当然让周惠清上了飞机，我在最后关头被拉了下来。

　　这时，未上该航班的医疗队员，已经被大使馆的车接到招待所去了。原计划先飞摩洛哥的四人中三人也飞走了，仅剩我一人滞留在奥利机场。我第一次出国就碰到这样的事，再加外文不过关，身上没几个外币（队长杨明训在离开奥利机场前，临时给了我几个法郎，仅作上厕所小费用）。身边又没有中国驻法国大使馆的电话，怎么办呢？我一边在机场内溜达，一边冥思苦索。真是天无绝人之路，我突然看到了在北京机场经人介绍认识的上海人，上海外国语学院的法语教师汤根发老师。那时他正作为上海梅龙镇酒家将在摩洛哥卡萨布兰卡开设的金龙酒家的总经理，正要从巴黎转机去卡萨布兰卡。我一把抓住了他，述说了我的状况。他立刻安慰我不要担心，他精通法语，身上又有钱，笃定把我带到摩洛哥。我把机票交给了他，由他与法国航空公司打交道。那天，由于正巧碰到西方复活节，机票特别紧张。我们在奥利机场滞留了一个下午，还是不能登上去摩洛哥的飞机。眼看天已黑了下来，只能改签第二天一早从巴黎飞卡萨布兰卡的飞机，然后叫了一辆出租车到大使馆招待所过夜。当夜，在电视室遇到医疗队的炊事员王国强，他大吃一惊，都以为我早已到达拉巴特了，怎么又来了一个周小寒？

　　第二天3月28日上午，我跟着汤根发老师从巴黎登机飞到摩洛哥的最大城市，举世闻名的卡萨布兰卡。金龙酒家就建立在大西洋边，风景优美，气势磅礴，附近还有一幢沙特王子建造的别墅，据说耗资二亿多美元。当时，我就跟随汤老师住在金龙酒家合资者所建的海滨旅馆内，这儿旅游、玩乐设施齐全，真是因祸得福，大开眼界。

　　3月29日上午，我请汤老师打电话与大使馆联系。原来大使馆经参处正在为少了一名医疗队员而焦急寻找。得知我在卡萨布兰卡海边，才放下心来。当天中午，全体医疗队员也从巴黎飞往卡萨布兰卡机场，然后，接机的大客车顺道到达大西洋畔把我接走，与大部队失散了两天多的我，终于回到了医疗队集体中。

　　奇怪的双胞胎

　　1986年1月30日晚上九时，年仅四十岁、已有十个孩子的摩洛哥农村妇女法蒂玛，再次妊娠足月，在家顺利娩出一个体重2300克的男孩，可是，直至第三天，胎盘还迟迟不见下来，老法接生婆慌了手脚，把残留脐带用布条扎在产妇的大腿上，转到了中国医疗队所在的塔扎省中心医院。妇产科医生郑惠英、董玉英立刻为产妇做了检查，发现脐带的残端已经干枯，子宫口也已开始关闭，可是，产妇肚中却还有一个婴儿。从未做过产前检查的法蒂玛对此将信将疑。那个不肯降临人间的小生命，在母亲的子宫里也安逸自在，毫无即将分娩的征兆。为了减少并发症，从母子平安出发，中国医疗队决定为产妇立刻作剖腹产手术。二月二日下午三时，两位中国妇产科医生以其娴熟的技术，从产妇子宫中又取出了一个体重2200克的男婴，这时，离产妇娩出前一个婴儿的时间已达66小时。根据经验，这一对双胞胎应该是“单卵双胎”。

　　据两位中国妇产科医生反映，摩洛哥产妇的多胎发生率明显高于中国，一家中等规模的综合性医院，几乎每周都能碰到一、二例双胞胎，甚至三胞胎的产妇，其原因可能与民族、遗传有关。法蒂玛的姐姐就曾有过双胞胎分娩史。

　　奇异的“蚂蝗病”

　　一个盛暑的中午，我在午睡中被叫去急诊。患者是位农村少女，诉说咳嗽、咯血已有数天，咳出的血都是鲜红鲜红的，可以前从无类似发作。经仔细体格检查，心肺部位并无明显异常发现，只是在喉部偶可闻及吼鸣音。气急、咳嗽、咯血同时出现，以支气管、肺和心脏疾患最为常见。可这些疾病，都应该有相应的体征出现，但在这姑娘身上都不具备。那么，疾病的部位是在哪儿呢？正在我专心考虑的时候，患者又来了一阵呛咳，接着气急又加剧，同时出现了轻度的“三凹症”。所谓“三凹症”，就是胸骨上窝、锁骨上窝和肋间隙在吸气时出现凹陷。它表明声门口至总气管这一段有阻塞，使得患者呼吸时通路不畅。由于在喉部同时听到吼鸣音，因此，病变很可能就在喉部。

　　这时，我想起了医疗队内五官科医生常讲起的，在鼻咽部捉蚂蝗的故事。会不会蚂蝗爬到了声门口呢？于是，我立刻请来了中国医疗队的五官科大夫倪合来会诊。经过检查，果然发现有一条吃得胖胖的大蚂蝗正停在一侧声带上。当这条蚂蝗在间接喉镜下被“捉拿归案”后，上述症状便顿时消失。

　　偌大的蚂蝗，怎么会钻到人的声门口的呢？原来住在农村的摩洛哥人爱喝生水。再加摩洛哥的夏天正值旱季，农村中河沟干枯，积水减少，蚂蝗在水中的密度相对增高。当人们口渴之际，埋头喝水时，很容易将混入的微小蚂蝗一齐吞下。小蚂蝗大都顺势而下，吸附于咽喉部。一旦蚂蝗在人们的咽喉部“定居”下来，犹如老鼠跳进了白米缸，便可尽情吸血，营养滋身，身体迅速增大。最常见的症状就是咯血和咽喉部痛痒。一旦蚂蝗爬至声门，便进一步引起上述危象。据我队五官科医生统计，他在摩洛哥工作两年期间，在患者鼻咽部、喉部、鼻腔等处共捉到蚂蝗一百六十五条。患者的年龄最小的仅一岁，最大的已九十五岁，可见“蚂蝗病”在摩洛哥并不少见。

　　两副眼镜历险记

　　一天，产科病房来了位看急诊的摩洛哥产妇，中国医疗队的郑惠英医生检查了病员，决定马上手术。当她来到盥洗槽边，边洗手边向摩洛哥护士交待工作时，一弯腰，上衣口袋里的一副老花眼镜不慎跌落下来，从下水道滑进了化粪池。郑医生“啊哟”一声，惋惜了一下，便直奔手术室开刀去了。这事被摩洛哥护士长沙尼看在眼里，急在心中。她知道一副眼镜对一位经常要为病员做手术的医生来说是多么重要啊。她立刻找来了医院的四位工人，让他们赤脚踏在化粪池内抓摸，终于找到了这副眼镜。当它“完璧归赵”交还给主人时，郑医生激动得连声说：“肖克拉！肖克拉！”（即阿拉伯语“谢谢”）。

　　无独有偶。一年之后，当部分中国医疗队员去地中海海滨游泳时，笔者刚刚跳入海水，一个大浪迎面打来，把我的眼镜一下子打入茫茫大海。本人有七百度近视，顿时一筹莫展，便大叫“我的眼镜没有啦！”在旁游泳和晒太阳浴的许多摩洛哥朋友，都为中国医生焦急，他们纷纷钻入海底，为中国医生寻找。其中有三位十来岁的孩子，是兄妹三人，一直围绕在中国医生周围游泳，只见他们戴上足蹼，轮番窜入海底，终于为我找到了这副眼镜。

　　两年的“信使”通讯

　　在摩洛哥医疗队足足待了两年有余，在这两年中，是如何与家人和朋友通讯的呢？这全部依赖我国外交部的“信使”。据我所知，我们全队14人，没有一个人打过一次国际长途电话，没有一个人发过电报，甚至很少有人到过邮局寄信，全赖每月一次“信使”带信。理由有两条：1.国家希望通过“信使”通讯，以利外事保密。2.个人也愿意，因为省钱，可以把钱省下来买“八大件”。

　　“信使”通讯是怎么一回事呢？外交部有许多信使，专门负责传递外交部与各驻外使馆之间的信息，包括中央文件、各种指令、学习材料等。最机密的指令仅口头传达。一般两人一组，巡回在各驻外使馆之间，既辛苦，又危险。在战争年代或冷战时期，常有信使被暗杀、绑架或被敌人收买的事。我们出国医疗队是代表国家出去的，肩负支援第三世界的使命，为了使大家安心在国外工作，既节约又安全地保持与国内的联系，国家允许我们每月通过信使传递一次与国内书信来往。

　　每当信使来临之前，我们早已写好一大叠带回国内的书信，贴好国内8分邮票，然后等待驻摩洛哥大使馆的通知，于某月某日到达大使馆。信使到达机场后，由大使馆派车去接，大使馆的工作人员、各医疗队代表以及其他援外使团和各专家组的代表，都聚集在大使馆，焦急地等待信使的到来。信使早已把工作人员的家信聚集在一个大书包内，到大使馆后，便让人往乒乓台上倒出，大家争先恐后地在数百上千封家信中寻找自己以及队友的信。一般每个队员至少3～4封，多则十几封。但是，如果家中寄到北京卫生部的信太迟，或者途中耽搁了时间，没有来得及交到信使手中，就可能造成一封家信都没有。当医疗队代表拿到这些信后，立刻驱车赶回医疗队驻地。这时，全队的人都会焦急地等待着他们的回来。真是“家书抵万金”啊！

　　每次家信到手，大家纷纷立马拆信阅读，此时，房间里一片寂静。不久，感情的宣泄便会喷涌而出，有的大笑，有的大哭，有的唉声叹气，有的喜形于色……偶尔有人一封家信都未收到，顿时黯然失色，甚至偷偷落泪，这种情绪常常要持续整整一个月直至下轮家信到达才结束。

　　医疗队两年的收获

　　1985年3月28日～1987年4月10日，整整在摩洛哥塔扎市待了两年多。两年多没有回家一次，因当时条件限制，甚至没有与家中通过一次电话。两年多的医疗队生活，到底有哪些收获呢？归纳起来，这几方面的收获是很大的：

　　一、两年中勤俭节约，精打细算，扛回了“八大件”。出国期间，国内工资照发。另有少量零用钱是外汇。主要是我们出国后不久，外交部改革伙食制度，允许节约下来的伙食费可以分到个人。这样一来，大家的外汇收入明显增加，两年买下“八大件”才成为可能。那时因公出国一季度，可获购买一大件外汇电器产品额度。我们出国两年，可获八大件指标。第一个指标，我为大哥买了一个彩电，作为对大哥培养我的报答。回到上海，又先后给家中购置了彩电、冰箱、洗衣机、音响、录像机和照相机；还有指标多余，又由妹妹出钱，我送指标为妹妹买了一台彩电。这样一来，家中就“现代化”了，我太太再也不必为购买八大件节衣缩食，过紧巴巴的日子了。家中经济状况明显改善，全家生活水平有了提高。这是夫妻分居两年为代价的最大收获。

　　二、在摩洛哥生活和工作两年，对摩洛哥的风土人情有了许多了解，对阿拉伯民族和伊斯兰教也有了深入认识。摩洛哥面临大西洋和地中海，本来就是一个旅游国家。两年中，我们跑遍了摩洛哥绝大部分的名胜古迹和风景旅游胜地。可以说，对摩洛哥是做了深度旅游，为此，我拍下了数百张照片，回国前后还发表了十余篇有关摩洛哥的文章。

　　三、回国途中，曾在巴黎游览4天，对巴黎的名胜古迹和某些新的开发区进行参观访问，饱了眼福。

　　四、出国两年，坚持记简要日记，有空翻翻，更是一种精神享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