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子：不留私产给后代 两立遗嘱归公

　　北京，万寿路西街甲１１号院４号楼１１０１室和１１０３室，是吴波生前的居所。两套房子２００多平方米，地处市区西四环以内，按照如今的房价，已值千万元。

　　“我参加革命成为一个无产者，从没有想过购置私产留给后代。因此，我决定不购买财政部分配给我的万寿路西街甲１１号院４号楼１１０１、１１０３两单元住房。在我和我的老伴邸力过世后，这两单元住房立即归还财政部。我的子女他们均已由自己所属的工作单位购得住房，不得以任何借口继续占用或承租这两单元住房，更不能以我的名义向财政部谋取任何利益。”

　　遗嘱，立于２０００年１０月９日。２００３年，老人身体多病，经常住院，对去世后房子交公的事放心不下，于是又将第二份内容一致的遗嘱写给时任财政部部长项怀诚。

　　票子：“公”钱精打细算  “私”钱不为私用

　　尽管守着财政部这座“财神庙”，对“公家”的钱，吴波的精打细算却是出了名的。

　　财政部的老同志回忆，吴波经常对大家说：“为了国家富强，把账算准算细，节约每一元钱，应当是财政干部必须具备的素质。”

　　生活中，吴波也不喜奢华，吃穿用简朴至极。衬衣露着毛边，睡衣补着补丁，一日三餐粗茶淡饭。简朴，不是钱少。对“私人”的钱，吴波常常不为私用。

　　曾任秘书陈纪祥说，国家每个月给吴老５２块钱的保姆费，他全交了党费，保姆费则从自己工资里扣。他经常给社会捐款。家乡的人有困难，只要给他写信，他就从自己的工资中拿出一部分救济父老乡亲。陈纪祥说：“这可难坏了我，因为单位没法给这些钱入账。有时实在推不过，只好‘糊弄’他，把钱转交给家里的保姆买菜用。”

　　吴波逝世后，留下的存款仅５万元。除去丧葬费用，几乎没有什么剩余……

　　车子：私事不应享受因公出差的待遇

　　公与私的界线，在吴波看来，是严格清晰的。

　　１９８２年，吴老和夫人决定回老家安徽看看。其间，安徽省委先后两次派车到火车站接送。回京前，吴波委托省委办公厅主任将５０元汽车费转交汽车队。他认为这次到安徽是私人的事，私事不应该享受因公出差的待遇，否则就是公私不分了。

　　财政部党组讨论认为：吴老４０多年未曾去过安徽，要给他报销往返的火车票。吴波郑重声明，这次回安徽探望是私事，往返火车票坚持不肯拿到公家报销。

　　据财政部退休老干部王韶光回忆，当年吴波每个月都要买一张月票，星期天到医院看病号，或去老同事、老同学家串门，都是挤公共汽车。有同志劝他说，您也是国家的高干了，和大家挤公共汽车不安全，以后还是让司机送您吧！

　　吴波的回答是：谁知道我是高干？我的脑门上又没有写着“财政部长”，我和别人挤在一起，人们也会把我当成一个老百姓，有什么不安全的呢？

　　“帽子”：是向人民承担责任的标志

　　在一个没有严格离、退休规章制度的年代，老同志是否离开领导岗位完全看身体情况和工作需要。

　　１９８０年，为带头支持干部年轻化，７４岁的吴波主动给中央写报告“让贤”。

　　职务和地位，在某些人眼里等同于财富和利益。但吴波曾说，职务和地位只不过是向人民承担责任的标志，职务越高，责任越大，肩上的担子越重。在吴波看来，自己从来不是什么“大人物”，就是一名普通共产党员。

　　党的干部，应该如何对待头上的“乌纱帽”？如何处理干群关系？吴波用自己的行为，给出了最好的回答。

　　儿子：靠父母不能长久，那是一种没有出息的表现

　　在孩子们眼中，吴波作为父亲，不仅不让沾他的“光”，有时还“严苛”到干扰他们的“进步”。

　　长子吴本宁，自１９５５年９月报名去甘南支边，４０多年来一直生活在甘肃舟曲县，直至去世。三子吴威立，清华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国家机关工作，国资局成立时组织上想把他调进来，吴波坚决拦住了。幼子吴本立，曾在北大荒支边开拖拉机，后自己考上教师，被领导“特殊关照”去香港进修，吴波听到后给北大荒领导打电话取消了他的进修资格，把名额给了其他教师。然而，严苛之下，并非无温情。让吴本立难忘的是，有一年，他回北京看望父母，吃完饭后，大家都吃萝卜，父亲却给他一个“国光”苹果。吴本立说，父亲晚年，越发怜惜儿子们，每次探望父亲要走的时候，老人总是送到大门外。吴波的儿孙中，没有达官显贵，有的只是工人农民和普通干部，从他当部长到离休、去世至今，后辈们没有找财政部的人办过任何事情，也没有一个在求职、上学、升职等事情上打过他的旗号。

　　吴波曾说：“路要靠自己走，不能依靠父母。靠父母不能长久，那是一种没有出息的表现。”　　　　　　  新华社记者　杜宇

　　（据新华社北京３月７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