倘若追根溯源，糖蟹可以说是一种烹饪方法，而醉蟹更多的是一种储存方法。李笠翁《闲情偶记·饮馔部·蟹》曰：“予嗜此一生，每岁于蟹之未出时，即储钱以待。因家人笑予以蟹为命，即自呼其钱为‘买命钱’。自初出之日始，至告竣之日止，未尝虚负一夕、缺陷一时。同人知予癖蟹，招者饷者，皆于此日，予因呼九月十月为蟹秋。虑其易尽而难继，又命家人涤瓮酿酒，以备糟之醉之之用。糟名‘蟹糟’。酒名‘蟹酿’，瓮名‘蟹瓮’。向有一婢，勤于事蟹，即易其名为‘蟹奴’，今亡之矣。”可见，笠翁初始做“醉蟹”的动机，只在保存之便，未必出于好吃。

　　我找到一则资料（可惜没有注明出处），说是，祖籍地为现安徽宣城宁国的童氏家族，于元代前迁居现苏州，又于明洪武二年（1369）由苏州阊门至江苏泰州兴化中堡庄落户。童家原业花木栽培和书画装裱，后来发现此间盛产青壳大闸蟹，便在守望本业之外，另营蟹庄。可能由于当时吃蟹风气远不逮如今，再加上那里所谓的“五湖八荡”（大纵湖、吴公湖、郭正湖、平旺湖、得胜湖；乌巾荡、沙沟南荡、癞子荡、官庄荡、王庄荡、花粉荡、广洋荡、团头荡）里的河蟹，也远不如阳澄湖大闸蟹，甚至连附近溱湖的簖蟹还不如，阶段性滞销是大概率的事情。为了减少损失（另一个说法是童氏看到渔民所售活蟹销路不畅），童氏想出了一个办法：参照做醉螺、醉虾的方法，用糯米酒和其他配料腌制醉蟹。一举成功，市场给予很大的欢迎，形成产业，童氏第二代传人于洪武二十七年（1394）左右，创立“童德大”醉蟹品牌，一直延续至今。

　　比较确凿的证据是，“童德大”第九代传人王春兰曾对媒体透露，她的祖上是做贩卖鲜活螃蟹生意的，主要运往上海。当时主要的交通工具是船，遇到大风天气，有时在江边一等就是十几天，眼睁睁地看着螃蟹成批地死去。死蟹不能吃，只好往江里扔。后来，童家人把螃蟹用水洗干净，浸到自带的米酒中保存。没想到这一无奈之举，无意之间创造了美味醉蟹。接着，童家人又根据顾客的口味进行改良，逐步摸索出了一套用自制糯米酒以及其他配料醉制螃蟹的工艺。王春兰还说，根据家规，“童德大”醉蟹技术“传女不传男”，她的手艺是外祖母王童氏手把手教给她的。

　　总之，醉蟹似乎被描述为明清时的产物。

　　然而，这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的误判。

　　按，宋代孟元老所著《东京梦华录》卷二“饮食果子条”载：“又有外来托卖炙鸡、燠鸭、羊脚子、点羊头、脆筋巴子、姜虾、酒蟹、獐巴、鹿脯……”提到了“酒蟹”。那么，这里的“酒蟹”是不是等同于我们现在认识的“醉蟹”呢？还不能完全断定，万一它是用酒烹制的炒蟹呢？我们只能说，“醉蟹”的可能性很大，因为在上述一段话之前，作者还记道：店内有卖“……莲花鸭、签酒炙肚胘、虚汁垂丝羊头、入炉羊羊头、签鹅鸭、签鸡、签盘兔、炒兔、葱溌兔、假野狐、金丝肚羹、石肚羹、假炙獐、煎鹌、生炒肺、炒蛤蜊、炒蟹、煠蟹、洗手蟹之类，遂时施行索唤，不许一味有阙；或别呼索变造下酒，亦实时供应。”炒蟹、煠蟹，当然是熟食，既然饭店里已经有熟蟹出售，“外来托卖”有什么必要再来销售熟蟹呢？由此可以推测出“酒蟹”是用来生吃的。

　　值得注意的是，其中的“洗手蟹”一词，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

　　什么是“洗手蟹”呢？北宋傅肱《蟹谱》曰：“盥手毕，即可食，目为‘洗手蟹’。”此话只解释了蟹成菜之快，没有“醉蟹”什么事。而南宋高似孙《蟹略》“洗手蟹 酒蟹”条则曰：“黄太史赋云：蟹微糟而带生。今人以蟹沃之盐、酒，和以姜、橙，是蟹生，亦曰洗手蟹。”就谈到了用酒。《蟹略》当中还收录了江西派诗人韩驹的一首《食蟹》诗：“海上奇烹不计钱，枉教陋质上金盘。馋涎不避吴侬笑，香稻兼偿楚客餐。寄远定须宜酒渍，尝新犹喜及霜寒。先生便腹惟思睡，不用殷勤破小团。”诗人吃的是海蟹(海上一词，也可能是特指的地名)，自言不能和吴地的大闸蟹比，不过他提到，若要延长保质期的话，用酒腌渍不失为一个好方法。此话对于理解那时的“蟹生”(可以生吃的蟹)，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中国饮食史的重要著作、宋人吴姓所作《吴氏中馈录》于“脯鲊·醉蟹”条曰：“香油入酱油内，亦可久留不砂。糟、醋、酒、酱各一碗，蟹多，加盐一碟。又法：用酒七碗，醋三碗，盐二碗，醉蟹亦妙。”应当说，吴氏的“醉蟹”，已经和我们现在品尝到的醉蟹比较接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