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金时刻”稍纵即逝

　　长征之初，国民党军并不知道红军的去向。到1934年11月，红军突破敌人的三道封锁线，快要接近湘江时，蒋介石才确定红军是要前往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于是，国民党军以30万重兵“五路追剿”，即湖南湘军、广西桂军负责迎头堵击与两翼夹击，广东粤军和中央军尾追攻击，贵州黔军负责外围策应，目的是在桂湘边境的湘江流域消灭红军。

　　11月16日，桂湘两省军阀确定各自防区，双方以黄沙河为界，桂军担任兴安、全州、灌阳至黄沙河（不含）的防务，湘军则担任衡阳、零陵、东安至黄沙河的防务。随后，桂军以15个团（约3万人）摆在广西东北面，但桂系军阀出于保存实力的考虑，不愿与红军死战，特别是担心自己与红军拼个你死我活，却让中央军“占了便宜”。21日，桂系军阀头目白崇禧以红军进攻防线南段的龙虎关为由，把防线北段的部队全都调走，空出的阵地让湘军接手。湘军也不傻，他们也想保存实力，迟迟不肯派兵接防。结果，从22日到27日，湘江封锁线全州至兴安段“门户大开”，桂湘军阀想把红军“礼送出境”的意图显露无遗。

　　红军方面，11月22日，红一军团侦察兵到达全州后就发现这一变化，却因身边没有电台，直到25日他们返回主力驻地，中革军委才了解情况，遂决定分四路纵队直奔湘江渡口：第一纵队（红一军团之主力）沿道县、文市向全州以南前进；第二纵队（红一军团一个师、军委第一纵队及红五军团第十三师）经雷口关前进；第三纵队（红三军团、军委第二纵队及红五军团第三十四师）经邓家源向灌阳山道前进，相机占领灌阳，之后向兴安前进；第四纵队（红八、九军团）经永明向兴安前进。

　　作为全军先头部队，红一军团于27日抢占全州以南、界首以北的所有湘江渡口。这时，刚到全州的湘军按兵不动，而回援全州的桂军动作也不积极，他们的心思全放在防止中央军入桂上，只要红军尽早离开广西，大家都“相安无事”。红军冲过湘江的“黄金时刻”就在眼前，然而军委纵队行军太慢，26日走了8千米，27日走了6千米。究其原因，是博古、李德等决策者在长征时带上太多“坛坛罐罐”，时任红一军团一团参谋的肖思明描述:“一架印票子的机器，少说有一个排抬着；还有一架给病号用的机器（X光机），说怕碰怕跌，十几个战士像捧着瓷碗似的抬着它走。路这么窄，他们能走得快吗？”由于宝贵的时间被耽误在路上，最终导致红军“背水一战”。

　　新圩阻击，伤亡最大

　　湘江东岸小镇新圩距灌阳城不远，离湘江渡口40千米，镇外的古岭头是红军前往渡口的咽喉，湘江首战于11月28日在此打响。当时，进攻新圩的是桂军，他们的意图是“不拦头、不斩腰、只击尾”，估计自己让出全州、灌阳防区的几天里，红军主力应该走得差不多了，现在只需拿红军后卫部队打一打，就能交差了。但由于军委纵队的行动迟缓，使得红军与桂军发生“意料之外”的殊死搏斗。

　　战前，红三军团五师和军委“红星”炮兵营（共3900余人）占领新圩-灌阳公路两边的山头，阻止从南面马渡桥杀来的桂军接近渡口。桂军7个团仗着人多势众，又有飞机支援，与红军展开拉锯战。长达三天的激战中，弹药不继的红军陆续失去尖背岭、平头岭、虎形山等阵地，只剩下新圩附近的楠木山至炮楼山一线还能抵挡一阵，大家坚持到30日16时，终于盼来上级的电报：中央纵队已过湘江，红五师阻击任务已告完成，速将阵地移交红六师十八团，部队迅速过江。

　　接管阵地的红十八团打得更为艰苦，由于友邻部队纷纷过江，他们的阵地益发孤立，受到敌军全方位的攻击。12月1日拂晓，桂军猛攻楠木山，红十八团且战且退，没想到途中一支桂军穿插部队抢占炮楼山，将红十八团截断。尽管红十八团殊死抵抗，但由于桂军用火力封锁住道路，大部分战士都牺牲了。

　　其实，就在新圩之战形势紧急之际，中革军委曾于11月29日命令红五军团三十四师前去支援，阻挡北上的桂军。由于局势混乱，加上地形和道路不熟，红三十四师选择了一条在地图上看起来最短，实际上崎岖难行的山路机动，结果陷入莽莽群山之中，遭到敌军重重围困，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后来统计，新圩阻击战中，红军总伤亡超过8000人，占到湘江之战红军总损失的三分之一。正因为红军将士前赴后继的坚守，保证军委纵队全部及红八、九军团主力通过这一危险地带，赶到湘江渡口，居功至伟。

　　鏖兵觉山铺

　　11月27日，红一军团一个团从屏山渡渡过湘江后，奉命抢占全州，但比湘军晚到6小时，只好占领全州以南的觉山铺（一作脚山铺），防止湘军威胁军委纵队过江。觉山铺村位于桂（林）黄（沙河）公路边，距军委纵队确定渡河的界首渡口约30千米。村子周围有几座小山，桂黄公路沿着山脚穿行而过，其中以黄帝岭、怀中抱子岭最高，它们在公路南端，北来的敌人呈仰攻之势，而红军居高临下。

　　对红军而言，觉山铺阵地的最大缺点是正面太宽，所需兵力太多。鉴于湘军有6个师之众，红一军团长林彪将红二师摆在前线，还急令红一师主力防守觉山铺侧翼。微妙的是，当红军在27、28日加紧布防之际，呆在全州的湘军毫无动静，他们还是想保存实力，不想与红军硬抗。但在28日，蒋介石给湘系军阀何键发去杀气腾腾的督战电报，严令出击，湘军这才打起精神，对觉山铺发起进攻。

　　29日晨，湘军以第16师为前锋，以第62、63师为预备队，向红一军团阵地杀来。湘军的套路是“先轰炸，再冲锋”，用十几架飞机扫射目标，再伴随密集的炮击，等火力压制一段时间后，再用“人海”冲击红军阵地。一位红军指挥员回忆：“我们的弹药非常缺乏，缴来的尖头子弹全给机枪用，步枪则尽量用苏区带来的土造子弹。为了节省弹药，战前规定了各种枪的射击距离，不管敌人怎样吼叫，我们还是沉着地等待着。”当湘军进入射程后，指挥员一声令下，所有火力同时打响，“敌人像被风暴摧折的高粱秆似的纷纷倒下，我们的短兵火力虽猛，但无法压制住数量上占绝对优势的敌人，他们轮番冲锋，不让我们喘息。”

　　战至30日晨，湘军再投入一个师，火力也更猛，红军各部队凭险死守，相机反击。由于红军减员太多，经过几轮冲锋与反冲锋后，湘军判断出红军没有预备队了，遂改变战术，一面继续对红军正面阵地搞“车轮大战”，一面以大部队迂回至红军阵地侧翼，将红军的阵线拉长，再寻找薄弱环节突破。

　　湘军这一招确实狠毒，红军阵地前沿的几个小山头相继失守，成为湘军向红军纵深推进的依托。战至晚间，红一、二师转移到珠兰铺防守，那里与界首渡口遥遥相望，若顶不住，湘军势必冲到渡口，阻断军委去路。这条新防线比原来的防线还要长，战士们能依托的全是低矮的小土包，地势变成南低北高，进攻的湘军正好居高临下，红军处境更为不利。

　　12月1日晨，湘军猛攻红一、二师的结合部，他们先对红一师三团阵地连攻九次，未能得手后，又扑向红二师四团阵地，那里的防线有5千米长，可红四团已减员至数百人，经过反复较量，红四团左翼被突破，一股敌军竟冲到红一军团指挥部附近，形势十万火急。

　　面对退路被切断的危险，红一军团领导人当机立断，把所有能够战斗的人员都投入火线，坚决挡住敌人。接近中午时分，军委纵队基本过江，进入越城岭，红一、二师这才相互掩护，撤出阵地。觉山铺之战，红一、二师损失近4000人，但有效堵住了北面的湘军，保证渡口安全，为渡江的红军筑起一道屏障。

　　渡江！渡江！

　　当红军后卫部队竭力抵抗之际，不懂军事的中革军委成员博古一筹莫展，共产国际代表李德也束手无策，只会不断骂人，而红军总司令朱德将临时指挥所设在界首渡口，冒着敌机的轰炸扫射，现场指挥调度过江行动。当中革军委领导人赶到渡口时，众人被当时的情况震惊了：天上，几十架敌机轮番投弹，江面上的浮桥不时被炸断，江上漂浮着红军战士的尸体；还没被炸断的桥面上，拥挤着扛着机器设备的红军队伍，不时有人跌入江中，四周阻击阵地上的枪炮声不绝于耳……

　　湘江之战中，界首是红军渡过湘江的头号渡口，仅有的几座浮桥都架设在这里，而敌人的飞机几乎天天来轰炸，浮桥一次次被炸断，又一次次重新架设起来。而彭德怀指挥的红三军团既要守渡口，又要警戒湘江西岸，还要承担部分断后任务，兵力捉襟见肘。掩护渡口的光华铺主阵地上仅有红十团防守，从兴安出发的桂军抓住红军人少的弱点，不断迂回偷袭渡口，最危险的时候，敌人距离红三军团指挥部仅100米远，甚至一度冲进界首渡口。为了保卫渡口，红十团拼死反击，团长沈述清在29日牺牲，继任团长的红四师参谋长杜中美于30日牺牲。正是靠着忘我的拼杀，红三军团恢复了界首渡口的畅通。

　　11月30日夜，红一、三军团等阻击部队已筋疲力尽，而红五、八、九军团仍未过江，红军处境极端险恶。12月1日，军委下达命令，要求“动员全体指战员认识今日作战的意义”，“人人要奋起作战的最高勇气，不顾一切牺牲……保证我野战军全部突过封锁线”。这是湘江战役中最惨烈的一天，各个阵地上，国民党军倾尽全力展开集团冲锋，红军将士高喊“为了苏维埃共和国”的口号，扑向敌群，进行肉搏战。就在阻击阵地后方，一队队红军冒着弹雨渡江，浮桥炸断了，他们就抓住绳子、木板涉水，不断有人倒下，但队伍丝毫没有放慢前进的脚步，此时湘江之水已被染红。

　　战至12月1日17时，中央机关和红军大部终于过江。根据军委命令，负责掩护的红一、三军团撤出战斗，其他部队也陆续结束战斗。此后，红军主力继续长征，走上新路程。

　　用鲜血迎接希望

　　11月27日到12月1日，红军与国民党各路军阀发生具有战略意义的交战。令人悲痛的是，长征开始时多达8.6万人的中央红军在湘江战后锐减至3万，数万人血洒湘江，当地流传着“三年不食湘江鱼、十年不饮湘江水”的沉痛话语。

　　这次血战是红军战史上空前绝后的一次挫折，也是红军开始长征后遇到的第一个生死关头。有人说，红军长征犹如地球上一条醒目的红飘带，湘江战役是这条飘带上“最沉重的绳结”。其实，无论战前还是战中，红军都有机会避免完全对己不利的湘江战役，毛泽东曾三次提出“停止西进，原路返回”的建议，彭德怀曾两次就红军西渡湘江提出合理化建议，但奉行教条主义的李德、博古等领导人却不予理睬，令红军一再错失良机。为了掩护庞大的军委机关转移，红军采取“甬道式”队形行进，所有战斗部队都成了掩护队，过湘江时，各野战兵团不被允许离开规定的前进道路，无法实施机动作战，也就无法争取或创造有利的歼敌机会。湘江战役中，敌人兵分多路阻截红军，红军也分兵抗击，结果每一处都变成“以少对多、以弱对强”的局面。

　　尽管遭受重大损失，但红军还是突破了包围圈，达成战役目的。战斗中，红军战士坚决完成上级下达的作战任务，表现出极高的纪律意识、大局观念和献身精神，这一点连敌人也是敬畏的，湖南军阀何键在战后总结时就用了“实深惭悚”来形容其心境。更重要的是，经过湘江一战，博古、李德等人的“瞎指挥”彻底失去了红军上下的信任，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赢得了人心。

　　可以说，湘江之战用鲜血唤醒这支队伍，最终换来了红军政治、军事路线和战略方向的转变，从而促成遵义会议的召开，对长征乃至整个中国革命都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宋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