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复旦大学中文系、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和上海古籍出版社邀请，作为赵景深的内侄女、唯一的家属代表，不久前我参加了由他们召开的《赵景深文存》首发式暨赵景深学术成就研究座谈会。

　　在座的学者们介绍，我姑父赵景深16岁开始写作，28岁时就已经出版了畅销二十余版的《中国文学小史》等35部著作，并于当年被复旦大学聘请，成为除陈望道之外，中文系年资最高的教授。他在自己毕生热爱的文学园林中辛勤耕耘60年，出版五十余种学术著作，涉足文学的多学科、多门类都有创始之作。《赵景深文存》属于《复旦中文先哲丛书》系列，共两卷计100多万字，跟我姑父的学术研究成果相比，只是沧海一粟，由于其高足江巨荣教授的精编细选，还是浓缩了姑父的学术精华。

　　学者们回忆了当年受教于我姑父的经历，对他博大精深的学识和豁达的胸怀赞叹不已；对他全心全意提携后人、诲人不倦的师德津津乐道。我姑父的藏书多达几万册，几乎覆盖了他所有房间的墙面，也因而上门求书之人络绎不绝……

　　我是在十年浩劫之后转业回沪的，亲见我姑父虽惜书如命，但对待那些来借书的学生或慕名而来的读书人，皆来者不拒。但让我不忍心的是，姑父当时已近八十高龄，但为了满足别人所需，他会毫不迟疑地从三楼走到二楼，从大房间走向亭子间。有的书位于高高的书架上，他就自己搬把椅子，爬上爬下。交给来者的书，都是他亲自用牛皮纸细心地包好的。借书的人实在太多，姑父还专门备了本小册子，记录借书人和所借的书。常听我姑父对借书人说：“有借有还，再借不难。”但毕竟也有擅自取走并迟迟不还的。

　　我十分惊叹姑父的记忆力，他的脑袋简直就像个电脑。无论哪本书，他都能很快从几万册书中找到。无论谁想找什么资料，他均能准确地告诉对方怎样找。也是凑巧，有一天我去看他时，美国哈佛大学的两位教授来访，好像是为了《玉兔记》的有关问题前来求教。只听姑父毫不迟疑地说出了对方想要的答案，答案甚至精确到在哪本书的第几页第几行！

　　写信给姑父的人非常多，多数是请他修改文章、探讨学问的。他每信必复，并且毫无保留地将自己的学问和盘托出。姑父生前没有任何不良嗜好，每个月的零花钱几乎都用于购买信封信纸和邮票。一位曾经的学生回忆，他在我姑父卧病在床时前去探望，姑父拉开了两个塞得满满的抽屉对他说：“上面抽屉里的信因为生病还没来得及回复，下面的都已回复了。”学者车锡伦说，不少原来名不见经传的学子在我姑父的帮助下出了书并小有成就。

　　孩提时我们家和姑父家住在一幢楼，我和姐妹们少不更事，经常会楼上楼下，从一间房间窜进另一个房间，当然也包括我姑父姑妈的房间。每每于此，埋首于书桌前写作的姑父任凭周围“地动山摇”连头都不会抬一抬。最让我好奇的是，姑父连上厕所时也“手不释卷”。听人说“学富五车、满腹经纶”，心想，姑父的学识就是这样养成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