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在小年夜前一天从微信朋友圈里获知穆端正去世消息的，一下子感到愕然与震惊。虽然前些天曾听原东视的副台长刘文国说起，说他的肺不好，有危险，但我认为说说而已，他还年轻，按现在的医疗条件，应该可以挺过去的。然想不到他竟然还是匆匆走了，捱不过猴年。

　　我和老穆有一层特殊的关系，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在电台当文艺部主任，他在电视台当新闻部主任，彼此都认识，我们甚至都在广电局外语进修班同过桌。但那仅仅是一般的工作关系，彼此照个面寒暄几句罢了。真正的熟悉以及命运牵连那是缘起于邓小平南巡讲话后，上海为适应浦东开发开放的大形势，要新成立一家电台一家电视台，采用全新机制，在广电系统公开招聘台长。我俩分别去应聘电台台长和电视台台长，应聘者甚众，一路过关夺隘，最后总算双双胜出，我俩成为新成立的电台和电视台的台长。当时我立下军令状，新电台在三个月后即1992年10月28日开播，新电视台计划在我后三个月即1993年1月18日开播。新电台取名为东方电台，因为浦东在东方，上海在东方，中国在东方，东方孕育光明与希望。台名上报市领导和广电部领导获得批准，于是新电视台也就紧随其后取名为东方电视台。两家“东方”呼啸而出，一时风从东方来，上海乃至华东地区刮起一阵东方旋风，引国内外注目。东方电台出的第一本报告文学集为《东方旋风》，东方电视台的台歌就索性叫《风从东方来》。

　　那时我和老穆尚年轻，随着东方台成为改革的弄潮儿，我俩也成为“东方”的代表，改革的符号。当时电视专栏节目还专门将“上海”和“东方”四位电台电视台的台长请到直播室，各自发表台长“施政”纲领，由局长龚学平点评。记得那一次本来不太善于言辞的老穆竟侃侃而谈，主持人张妍前阵子碰到我，还津津乐道谈起这档节目的制作和社会影响。就此，我和老穆守望相助，一度我们惺惺相惜，共同为“东方”鼓与呼。以后全国开省级电台电视台台长会议，我俩在京西宾馆同住一室，在接下去的广播电视学会大会上，我们又双双被选为中国广播电视协会理事。那阶段我们几乎每个星期都会见面，当然常常是在会议中，交流的都是工作，很少涉猎私人话题。

　　他给我的感觉是诚恳忠厚、认真执着。在我印象中他几乎没有什么嗜好，全身心地扑在工作上，朝乾夕惕，矻矻以求。这已成为他的职业习惯，很典型的例子是他以后调动到东方网当主任，上班的第一天他第一个到网站，网站办公室还未开门，他就坐在阶梯上等开门，弄得网站工作人员都诚恐诚惶。以后他到上海文广局当局长，他们办公室主任告诉我，穆局没有一天是晚上8点以前回家的，他还是坚持当电视台台长时的习惯，上海的电视新闻、中央台的新闻联播是每天必看的功课，看好了这两档新闻节目开始在办公室处理公文，因此跟着他的办公室主任也是一个强劳力的差使。

　　后来他转岗任去上海图书馆当党委书记，我去他办公室坐过，他找出最好的茶叶沏茶请我喝，这大概是他少有的奢侈与嗜好了。如果说还有其他的奢侈，那就是他会咪几口小酒，我们一起吃过几次饭，一旦上酒，这时的老穆会是很兴奋很生动，话语也多了起来。

　　时光荏苒，终于他从图书馆党委书记的岗位上也退下来了，他已过了退休年龄。那一年，我与上海第一人民医院原来的院长一起去松江的视觉艺术学院，竟然又与老穆邂逅了。那天他刚去视觉学院报到，他说他退休后到这里来当常务副校长，我开玩笑说我是视觉学院的兼职教授，以后我来学院讲课你请我吃饭。然而这顿饭一直未吃成，彼此都还是忙，未留时间好好叙叙旧。我很想再看看老穆端起酒杯时兴奋和生动的样子，然而没想到老穆就这样匆匆走了。二十多年前我去参加他父亲的追悼会，那情景还历历在目，转眼老穆自己也成为被追悼之人，世事沧桑，命运叵测，令人唏嘘。今年春节里我脑海里一直盘桓着他，我想找一张过去与老穆的合影，然熟悉这么多年，竟找不到一张一起单独的合影，只找到一张我们俩陪同当时杨晓渡副市长会见外宾的留影。斯人已逝，不堪回眸，惟激情岁月将珍藏隽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