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牌系老牌子，是长城铅笔厂的主要产品，乃我国著名化学家、清华大学教授张大煜联手赵忠尧（著名物理学家，20世纪50年代中期，为了不让美国人猜疑，毅然把积攒多年的研究资料付诸一炬，然后义无反顾回国参加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施汝为（著名物理学家，中国近代磁学奠基者和开拓者之一）一起于1936年倾力打造的民族品牌。

　　由于本人在铅笔厂工作过多年，所以对那段历史非常着迷。翻开厂志，一个个铅字幻化成一幅幅前辈们艰苦创业的画面，在我脑海中闪过。但疑惑也不断浮现：作为一个大科学家，张大煜等在长城铅笔厂开张后，关心过厂里的经营吗？抗战胜利后，张大煜风尘仆仆自昆明赶赴上海，任教于上海交通大学，他抽空去长城铅笔厂指导过管理吗？长城铅笔厂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并以什么形式，资产全部转移到后来的老板郭志明名下的？等等。

　　通过编辑的启发，我请教厂里的老工人。不料绝大多数老工人（目前已七八十岁）都未亲眼见过吴羹梅和郭志明本人。原来，这两位民族企业家在新中国成立后思想进步，积极靠拢党组织，不但爽快将自己多年打拼的厂子公私合营，且离开铅笔厂分别担任了政府部门的领导职务。如吴羹梅去北京，就任过中央财经委员会委员和中央私营企业局副局长，并先后在民建总部和全国工商联工作；郭志明则担任了虹口区副区长和区工商联主任等职。

　　我的目标只能转向他们的后代。经了解，吴羹梅的儿子和女儿，一个定居北京；一个住在济南，但具体住址不详；郭志明有好几个儿子。我委托一个老工人前去试探，结果他劝我不要“无事生非”，也不愿解释理由。

　　线索断了。走投无路时我突然想起郭志明是崇明人，铅笔厂有不少崇明籍职工，我何不另辟蹊径？于是我找熟悉的郭姓女同事。但了解下来，郭女士祖上虽然也是崇明人，却与郭志明家毫无姻亲关系。不过她父亲（已经离世）倒是郭志明自长城铅笔厂带到中国铅笔一厂的三位中层管理干部之一，20世纪50年代初期就拿120元月薪。另2人当中有一位叫郭维民（已经离世）。就因为郭维民是老板的侄子，所以他的月薪为130元。我迫不及待问郭女士：郭维民就是厂里管技术的老郭吧？郭女士回答正是。这辰光我真是后悔莫及。原先我在铅笔厂工作期间，就听说老郭肚子里知道很多东西。可那时我正热火朝天忙于搞技术改造，完全没兴趣研究历史。假如我趁老郭活着的时候，虚心好学，老郭必然会原原本本将那些陈年往事像说书似的抖露出来。如今一切都无法挽回。我估计我的几个问题没人能够圆满解答了，将成为一道永远解不开的谜团。

　　尽管兜了一大圈，我依然疑惑，但我却从中得出这样一个结论：随着时光流逝，经历往事知晓老事的老人正在不断离去。而上海作为中国民族工业的摇篮以及重镇，不仅有一些闻名全国的大企业、大老板；更有不少不知名的小企业、小老板，如何及时把那段记录我国民族工业的历史口述笔录保存下来，对文史工作者来讲，应该立刻提到议事日程。正如艺术人文频道著名节目主持人阎华大声呼吁的那样：“别让那些老上海的故事离我们远去；别让那些老人被我们忘记，别让这一切都来不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