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出生在浙江舟山一个贫穷渔民的家庭，从小吃苦耐劳，苦难的生活使她格外坚强。抗战期间，父亲漂泊在海外，母亲靠做帮佣，维持着一个家。新中国成立后，因为家里子女多，父亲工资低，母亲精打细算，总是起早摸黑，不辞辛劳地呵护关心着我们。记得三年困难时期，我们五个子女，经常向母亲喊着肚子饿，母亲每当提着一锅菜粥，总给我们每人盛上满满的一碗，且把干的掏给我们，然后慈祥地看着我们，不时地问我们饱了吗？此时此刻的母亲从未喝过一口稀粥。因为长年辛劳和营养严重不足，母亲得了严重的肝病，此后，身体一直不见转好。

　　母亲十分重视对我们教育，从不对子女放松教育。记得1965年7月，我考进位于市西南角桂林路上的师院附中，而我们家住在市东北角的杨浦区的安图路上，那时没有地铁，记得我去学校报到的那天，早上六点钟出门，换乘三辆公交车，到学校已近九点了。那年的11月深秋的一个早上，我和同学们在学校操场做早操，忽然班主任老师对我说，你母亲来看你了，在校门口等你。我急忙奔过去，只见母亲手里提着一个包裹，慈祥地望着我，她老人家生怕我冷，特地一清早大老远来学校看我。望着两鬓白发、一脸憔悴的母亲，我心疼地责怪她不应送来。母亲将放有御寒衣裤的包裹给我后，叮嘱我注意冷暖，要常回家来，便转身走了，我要送到她车站，她不让，怕我耽误上课。望着逐步远去的母亲的身影，我禁不住落泪了。母亲目不识丁，事后我才知道，那天她早上四点多钟便起床，一路走，一路问，为节约路费，少坐了两辆车步行到校的。

　　最令我揪心和悔恨终生的是，那是1996年的9月的一天，记得第二天我要出国考察去，那天傍晚，母亲因感冒在长白医院输液，一连好几天，我因为工作忙，直至临出国前夕，才去医院探望她老人家。母亲见到我，显得十分高兴，连连对我说，感冒没事的，吊吊针就好了，不用担心她。反而问我出国的行李准备好了吗？再三叮嘱我在外要注意冷暖，当心身体。吊完针，她要我回去，她自己可以慢慢走回家，当时我不肯，挽着她的手，慢慢回到了家。一路上，她向问候她的熟人、邻居挥手打招呼，表示感谢。回到家后，母亲喝了一点粥后，便对我说，她没事，再三催我回去，去忙明天出国的事。在母亲再三催促下，我便离开母亲的住处，回到了自己的家。

　　这一夜，我睡得很晚，总有点忐忑不安，关照妻子第二天一定要再去探望下她老人家，有情况要及时送医院。睡下没几个小时，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响了，我预感不好，谁会在凌晨四点打电话呢？我急忙拿起话筒，话筒里传来了小弟的哭声，告知母亲“走了”。我丢下话筒，骑上自行车飞快地奔向母亲的住处，只见她老人家安祥地睡着，任凭我千呼万嚎，终不醒来再看我一眼。医生诊断，因感冒引发急性心力衰竭去世。如果那些天住院治疗，是可以避免悲剧发生的，留给我们作子女的深深的无法弥补的愧疚。“子欲养而亲不待”，是何等的一种悲哀！

　　母恩高于天。每逢母亲节和母亲忌日，多少年来，我一直在心里深深地呼喊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