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长燕（编译）

　　我的手在颤抖。就在刚才，我在拉斯维加斯的婚姻登记处，填写了婚姻登记申请表。

　　我和亚当才从上海飞到这里，甚至还没倒完时差。我们预定两天后的4月18日结婚，那是我的中国婆婆选定的黄道吉日。妈妈给我买的婚服此刻正挂在旅馆的衣柜里，她则远在万里之外的吉隆坡。突然，我想到妈妈不能出席我的婚礼，还有爸爸、弟弟，以及我的闺蜜们。另外，亚当全家也没人出席，这里只有我们两人！我们这样做对吗？

　　两个月前在我父母家定下的计划是那样的：趁亚当到拉斯维加斯参加会议的5天里，我们在当地办一场简洁的婚礼。“保留好在便捷婚姻登记处的书面文件，”妈妈叮嘱，“以后再为你们办场正式婚宴。”

　　计划很实惠，在拉斯维加斯登记结婚的便捷众所周知。我是马来西亚人，亚当是美国人，我们常住中国。跨国婚姻手续烦琐——无穷无尽的证明，几个月的等待。但是，在拉斯维加斯的婚姻登记处，双方只需出示身份证件，付60美元，就可顺利登记成婚。

　　20分钟后，办事员把结婚证明递给我们。我把这份珍贵的证件放进背包。亚当挽着我的手，出门就打听婚礼事宜。

　　我从未设计过自己的婚礼。我很实际，觉得花几万美元办一次婚礼不值得。父母也告诫我，婚姻是互相关怀，而非形式上的装饰。

　　婚姻登记处门口显得有些阴冷，两名保安一个看起来正神游物外，一个则在看电视，对我们的招呼和询问爱理不理，弄得亚当怒目而视，我差点掉泪。从逻辑上说，2天后就是我的新婚之日，应该会让我们铭记终生。可是，我们的记忆里会有什么？难道只有这个既阴冷又邋遢的地方？嘉宾也只是２个粗鲁的保安？我哭着奔下台阶。

　　回旅馆的路上，我俩有些沮丧。

　　一小时后，我们在网上找到一位婚礼策划师。他了解了我们的现状和要求后，建议道：“来场轿车上的婚礼，怎么样？”

　　我与亚当互视一眼，感觉这真是一个疯狂的想法。“车里可以坐7个人，有摄像师，还有香槟。”我们动心了。叫家里人来不及了，幸运的是，我们正在开会，身边并不缺朋友。

　　“你是个搞废料的记者？”记得那晚在上海烧烤店的团体聚餐上，我问亚当。“写些……垃圾的事？”我皱皱鼻子。他露齿一笑，“走着瞧吧。”2年半后，我们一起来到了这里。出席会议的同事和朋友，震惊却欣喜地表态愿意见证我们的婚礼。

　　4月18日下午6点，我们挤进非同寻常的婚礼集合地点：一辆耀眼的黑色轿车。亚当握着我右手，我左手捧着一束红玫瑰花。我穿着妈妈送的婚服，亚当身穿淡蓝色礼服衬衫，头发汗涔涔的。

　　罗伯特神父坐在我们对面，神色略显严肃地凝视着我们。当车子穿越拉斯维加斯林荫大道时，他身体前倾，咳嗽一下，开口问道：“你们是否承诺接受彼此，从今天起，无论好坏，无论贫穷富贵，无论疾病健康，互相爱戴，互相珍惜，直至死亡，永不分离？”

　　“我承诺。”

　　“我承诺。”

　　仪式结束，罗伯特神父在结婚证明上签了字。我们算是正式成婚了。结婚证明上的仪式举办地是：“拉斯维加斯，轿车。”再找不到比那更好的设计了。

　　5个月后，我们在马来西亚一家粤式餐厅举办了婚宴。我穿了件紫色旗袍，化妆完美。我们干杯了无数次，还同父母，同亚当的兄弟姐妹，同闺蜜们合影留念。那真是一场堪称盛大的婚宴，然而，我发现在自己的记忆中印象最深刻的却是另一场出乎意料的婚礼。说到底，计划好的，并不是我们盼望的——倒是那场奇特的、温馨的轿车婚礼，成了我和丈夫都难以忘怀的甜蜜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