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北京乃至全国书坛碑帖交融之风盛起，其中不乏影响当今书法之大家。胡问遂先生便是其中的佼佼者，作为沈尹默先生的入室弟子、沈尹默先生1961年创办上海中国书法篆刻研究会的得力助手及传承人，胡问遂先生的书法与教育思想可谓影响深远。

　　胡问遂先生早年学柳公权，继学颜鲁公，得厚重丰润之精髓，转习褚遂良，得缜密灵动之韵致。后溯“二王”行草，兼及智永、李北海、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等，数十年坚持不懈，尤得力于北碑，并能融会贯通，自成一家，终使其书法具有了中正、平和、宽厚、大气从容显君子之风度。

　　胡问遂先生到中、晚年，倾全力攻习北碑，他多次对学生讲写大字要学颜，还要多掺魏碑，“魏碑风貌多样，笔致坚挺，习之易得笔力，由于经过上石刻凿，又经岁月自然风化，展现了帖札不能出现的面貌，使学者迁想妙得，形象联想，便于发挥自立。”

　　胡先生的知真见灼，均可见证于他的魏碑临帖作品之中。更可贵的是，在他创作的大幅中堂、通屏作品中熔铸了这些名碑巨制的基因，恰如他自己所述：“……继承的目的是为了创新，所以到了一定阶段就不应囿于传统，应该有所发展。”

　　作为海派书法艺术的典型代表人物，胡问遂主张学书“不以形似为满足，贵在得古人之神韵”、“不求标新出奇，以眩世人之眼目，唯期濯古来新，步踵前人之法规。”观其书法，笔法方圆并用，质朴规范，既浑厚凝重，又洒脱灵动，既饱含传统韵味，又充满现代气息，不失为初学行书的良好引路人。

　　胡先生艺术上的成就有“目”共睹，这里所说的“目”不单指内行，胡先生的字重且威，有立体感、敦厚感、包容性、正气凛然。潘伯鹰先生在《中国书法简论》中概括历代书法史对书家的评价，有三个基本的出发点：时代精神，可传承的书法传统规律和创新成果，强烈的个性特征，面貌和风格。现在来看，胡问遂先生的书法艺术无不契合上述要求。

　　随着世人对传统文化的了解和深入，未来胡问遂先生的书法定是“桃李满天下”的名家，而我们只需要默默地“又见繁花漾清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