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南昌路48号，原先是法租界陶尔斐斯路341号，在中共党史上留下了一个抹不去的痕迹——大同幼稚园。这是我党创办的第一所接收革命同志子女的幼儿园，是一个见证了中国革命历史的“红色摇篮”。

　　园名寓意世界大同

　　现南昌路东段（重庆南路至雁荡路），在1902年时以法侨民命名，称陶尔斐斯路。现在的南昌路48号，围墙里是一栋小洋楼，坐北朝南三开间，名为大同幼儿园。两扇铁门合拢来就拼成了一幅色彩斑斓充满童趣的儿童画。曾经，这里也有一所幼儿园，也是以“大同”命名，只是，旧时的中国，幼儿园是叫做幼稚园。这里曾经就是“大同幼稚园”的旧址。

　　这绝对不是一所普通的幼稚园，在中国革命史上染上了特别鲜艳的红色之光。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徐有威介绍说，中央机关迁至上海后，1929年秋，周恩来提议创办一所幼稚园，主要招收两类孩子，一类是追随我党革命而牺牲的烈士子女，第二类是正奋战在各地对敌斗争第一线的我党干部子女。党中央商议，由党的外围组织互济会出面开设一个儿童福利机构。1930年3月，大同幼稚园在上海戈登路(今江宁路)附近狭小的石库门房屋里诞生，园名寓意“世界大同”，即向往共产主义。没过多久，该园又迁往陶尔菲斯路341号。大同幼稚园实行全托制，先后共收养了约30个孩子，其中有彭湃的儿子彭阿森、恽代英的儿子恽希仲、蔡和森的女儿蔡转、李立三的女儿李力，以及杨殷的儿子、王弼的女儿等。

　　毛家兄弟在此寄宿

　　说起大同幼稚园，有三个孩子特别“出名”，那就是毛岸英、毛岸青和毛岸龙三兄弟。1930年11月，毛泽东的妻子杨开慧英勇就义。不久，在上海中共中央机关工作的毛泽民获悉三个侄子在当地的生活十分艰险，经报请党组织同意后将他们转移到上海。就这样，9岁的毛岸英、7岁的毛岸青和4岁的毛岸龙，便悄然寄宿到大同幼稚园里。

　　中共黄浦区委党史研究室主任张健说了一件往事。毛泽民的妻子钱希均，在解放后曾给上海卢湾区委党史征集办公室写来一封信。她在信中说：“1930年，毛泽民和我知道了杨开慧同志牺牲的消息，商量三个孩子恐遭不幸，由毛泽民向中央汇报，请同意接来上海抚养。中央同意我们的意见。毛泽民又经组织安排他们来上海的事情，约是1931年春节后的第三天，杨开慧的母亲（我们随孩子叫外婆）、嫂子李崇德带三个孩子来上海。我们经中央取得联系，决定将三个孩子送到‘大同稚幼园’（钱希均称，她记得是‘稚幼园’）。”信中还写道：“一天，我和毛泽民在法国公园与一位姓李的男同志见面，他手里拿《新闻报》，我们拿一本杂志。我们问他姓什么？他说姓李。他问我们姓什么？我们说姓周。还谈了别的，就算接上头了。过了两三天，我、毛泽民、外婆三人把三个孩子带到法国公园，还是那位姓李的人来接的，彼此谈了些话，便把孩子交给了他们。”

　　用“金字招牌”作掩护

　　作为专门招收中国共产党干部后代的幼稚园，悉心抚育好这批红色种子，保密工作自然是头等大事。周恩来出于安全考虑，特意请宋庆龄为大同幼稚园题写牌匾，又请国民党元老于右任题写园名，有了这两块“金字招牌”作掩护，警探一般不敢随意前来骚扰。

　　张健说，大同幼稚园管理人董健吾是一个必须着重记一笔的人物。身为上海圣彼得教堂主持牧师的董健吾，真实身份则是中共党员。前清时，外国牧师到青浦地区传教，就借居在董家。他的曾祖母加入了基督教，董健吾算是董家的第四代教徒。他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与宋子文是同窗好友，曾任圣彼得教堂牧师，后在冯玉祥部任秘书兼英文教师，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9年在上海参加中央特科，开始从事党的秘密情报和联络工作。在开办大同幼稚园后，董健吾仍以牧师身份与外界周旋，赢得了“红色牧师”的称号。

　　徐有威还说了一件董健吾与毛家兄弟的轶事。随着上海白色恐怖情势的恶化，党组织决定解散大同幼稚园，全部党的干部子女有亲的投亲，无亲的由党组织负责安排。此时，毛岸龙已病亡，毛岸英、毛岸青在上海无亲无故，党组织便指定由董健吾负责收养，此后又在其前妻家寄居达5年之久，直至把两兄弟送往苏联学习和生活。

　　专家点评

　　薪火相传

　　不忘初心

　　上海南昌路48号，上世纪三十年代曾是一所“红色摇篮”——大同幼稚园所在地。在那个特殊年代，这所摇篮不仅保护着革命者的后代，为党的光辉事业积蓄力量，而且在恶劣的环境中保存革命圣火，照亮千千万万中华儿女的幸福生活。

　　薪火相传、不忘初心。“红色摇篮”孕育的红色精神，将始终引领着当代中国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征程中昂首前行。

　　吴静

　　（上海大学历史系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