乃珊不仅是个好妻子,更是个好女儿。她与潘佐君的母女深情更是有口皆碑。为了祭奠亡母,她曾假座上海国际礼拜堂组织了一场追思会,邀请了母亲生前友好,发动了“圣约翰”一班老友,以高格调的音乐和诗篇精心编织成圣洁的花环,敬献给慈母,我受邀诵读一首暖心小诗,分享了这场情深意切的爱的洗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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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珊热爱生活,尤喜美食,发现一处新目标,无论远近,都会召集大家共同分享。她似乎具有与生俱来的亲和力,是个典型的乐天派、“开心果”,只要有她在,那里就有欢声笑语。有次谈到“腔调”,她说:“明明是个贬义词,旧时大人管教小囡时会讲,‘看侬啥个腔调!?’,现在勿晓得怎么当褒义词来用,堂而皇之作标题:‘上海腔调’。”为此,她专门写了短文《腔调》,其中写道:“腔调其实是一种品相。”“腔调一词看似重外相,其实还是取决于内涵。”表明自己的观点。我是同意她的观点的,隐约觉得是当年“海派清口”惹下的祸。
认识乃珊,并非始于她的大部头作品,而是从那些边边角角、豆腐干式的小品文开始的。赞赏她视角独特,文笔优雅,加之阐述起来心平气和,大有老友重逢的亲切感,往往又能以小见大,既富哲理又让人信服。我曾对她说:“我就是你描绘的那种至今仍使用手帕的‘老派男人’。”她听后笑道:“蛮好嘛,实用、卫生又环保,还有绅士味道!”她很喜欢用“味道”这个词。
一次在看了电视台对我的专访后,她不无认真地对我说:“不仅是我,我身边的交关(很多)朋友都讲,你年纪越大反而越有味道了!”她说的“味道”,自然无关乎味蕾,而关乎涵养、气质、风度、做派等,是由内而外散发的一种韵致,绝非自然生成,而是需要修为才能达到的。我自然听得懂她的含意,她是在勉励我走向成熟,做一个成熟的海派男士。乃珊为人至诚,交友交心,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可以说,那几年时而上海,时而外地,或茶叙或饭局,谈天说地,文化东西,这种不定期的文化沙龙,解读和弘扬海派文化,已然成为申城一道绮丽的文化景观,这与乃珊等发起人不无关系。
别看她生活中大大咧咧,“马大哈”的样子,对待写作,那可是一丝不苟。她善于捕捉生活中的亮点,看似不经意,其实她是个勤奋的有心人。
记得一次在锦江咖啡厅下午茶,偶尔聊起上世纪50年代我读中学时,曾随同济大学的京剧票友到铜仁路口邬达克设计的那幢“绿房子”,和吴同文的四女儿吴锦琪一起吊嗓的往事,不料她闻后详细询问当年一楼的陈设,什么桌椅,甚至吃什么茶点,什么饮料等细节,并用速记本记下来,我当时心存疑惑,心想《蓝屋》早已问世,莫非她是在为下一部小说或者重写《蓝屋》收集素材?
说起吴锦琪,又引出一个悲伤的话题。这位家境优渥的女大学生,从小养尊处优,由于家教森严,待人接物十分谦和、大气,红扑扑的脸上总漾着笑靥,经常邀友来家“玩票”;就是这样一个人见人爱的“开心果”,却早早地因胃癌客死他乡!写到此,不由怨尤起上帝,也许正是为了营造极乐世界的辉煌,才将无数人间“开心果”羽化为快乐精灵簇拥在自己身旁的吧!
声音并不遥远
《远去的声音》是乃珊遗作,也是近期我翻阅得最频繁的一本书。
记得2011年底,最初风闻她罹患白血病的消息,一度以为是讹传,惴惴不安中,数月间在报端屡见其新作,自以为笔耕不辍应是小恙而已,祷祝她遇难呈祥。因此,对2013年4月22日噩耗传来反而觉得有些意外。
不曾想,那段日子正是她用生命在奋笔疾书。据老严讲,在化疗后相对稳定的清醒时刻,正是她用生命与死神争分夺秒鏖战的时光。她是个视写作为生命的人,只要一息尚存,绝不会放下手中的笔,手不能写,以口述代笔……居然在近一年时间内写下18万字,这哪里是呕心沥血,简直是泣血之作!最令人动容的是字里行间丝毫察觉不出濒临死亡的悲悯、哀婉,而是一如既往地云淡风轻:谈他兄长如何淬炼成钢;一如既往地恬淡从容:笑侃葡挞的前世今生……这该是怀揣一颗何其强大的心脏,方能驾驭意识在思维的经纬线上纵横穿梭啊!?
我们经常以“娇艳”“柔弱”来赞美女性的万般风情,乃珊在临终前的作为,为我们展现的却是一位生于上海、长于上海、喝浦江水长大的上海女儿的风骨!上海成就了她,她用生命和海派文学反哺、捍卫着这座伟大的母亲城!
苏轼在《晁错论》中曰:“古人成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有坚忍不拔之志。”古人、今人概莫如是!
行文至此,忽然想到大凡艺术大家,其思想高度乃至语境竟会惊人地相似。电影表演艺术家孙道临先生晚年曾说:“不拍戏,活着有什么意思?”与乃珊“一天不写作,等于白活!”简直同出一辙,她(他)们都视艺术为生命,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离开艺术,生命将变得毫无价值。这种为艺术而献身的大无畏精神值得我们学习和敬仰!
乃珊远行转眼已五周年了,关爱她的朋友非但没有忘却她,透过她留下的文字,越发理解、深爱、怀念她。远去的声音,其实并不遥远,天国里的笑声,依稀可以听见;她编织的漫天红霞,随春霖洒落人间,润泽你我,在暮春的四月……
(摘自《上海采风》杂志2018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