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小圣玛丽街

　　那段时间里，史蒂芬的导师丹尼斯·夏默向我们伸出了援助之手，帮我们解决了住宿难题。他联系了彼得学院的一名研究员，这位研究员正想将学院租来的小圣玛丽街11号转租出去。这里的地址非常理想，离史蒂芬位于剑桥大学出版社大楼的实验室不到90米。房子里虽然没有家具，但我们可以随时入住。我们从积蓄和婚礼礼金中拿出一部分购置了一些必需的家具，一张床和一个电磁炉是必不可少的。

　　趁着等待床被送来的空闲时间，我出门买了一些生活必需品。回来后，发现热心肠的邻居特尔玛·撒切尔给史蒂芬提供了一把蓝色小椅子。她是菲茨威廉学院前院长的妻子，在此后的十年里，她成了对我们提供帮助最多且对我们影响最深远的人。那天晚上，我们用新买的电磁炉和在康奈尔买的锅做了晚餐。配上盛在水晶杯里的葡萄酒，用一个大纸箱当临时餐桌。我与史蒂芬度过了在小圣玛丽街的第一个夜晚。

　　小圣玛丽街的街口外有两座教堂，右边是维多利亚联合改革教堂，左边是小圣玛丽中世纪教堂。路的最南边有一片铁栅栏围起来的空地，那是这条街上的老墓地。整个墓地就像一个花繁叶茂的植物园。小圣玛丽街的右侧全是三层楼高的小别墅，我们住的11号就在这排小别墅的尽头。这些房子年代久远，最早的可以追溯到16世纪。特尔玛·撒切尔自封是这条街的管理人，她在教堂花园里种植了好几株玫瑰，还时常会把爱犬马蒂牵到这里玩乐。她也会监督街区其他邻居对花园做出的一举一动。

　　我们搬到这里仅一个星期，又从她家借了好几把椅子、一张桌子、一口铁锅和几个盘子。她还帮我们从查尔莫斯修女那儿借来一个煤气炉，那位修女在彼得学院当护士，她就快要搬进学院的房子了，那里什么都不缺。

　　撒切尔经常邀请我们去她装修别致又温馨的家里喝雪利酒，还答应帮我们找找现在的房子到期之后的住处。那是1965年，撒切尔那时应有70岁了，但她又黑又长的头发加上精神饱满的外表看上去至少比实际年龄年轻十岁。她喜欢给旁人讲述她过去的故事，且总是讲得生动有趣、全情投入。尽管史蒂芬和她在一些理念方面有分歧，但基于她慷慨善良的人格，史蒂芬对她总是尊重有加。

　　接下来的几个月里，特尔玛·撒切尔对我和史蒂芬提供了无微不至的帮助。当我有事去伦敦时，她还会帮我照顾史蒂芬。其实，她自己的生活也不清闲，一边要照顾步入老年的丈夫的饮食起居；一边要帮助女儿玛丽。玛丽当时正筹划一部关于住在印度的英国人的纪录片。

　　转眼间，我需要回到韦斯特菲尔德学院完成最后一年的学业。每周一早上我都要与史蒂芬艰难地道别，我俩都要与艰辛的生活作斗争。史蒂芬的身体状况在家里还能勉强支撑，如果晚上没人邀请他去某地聚餐的话，他就要独自在国王街走过一段对他而言艰难又漫长的路程才能抵达学校食堂进餐。街对面的邻居兼好友安妮·扬答应我，每天晚上都会向窗外多留意史蒂芬的状况以确保他安全通过。此外，附近的热心邻居也常常伸出援助之手。当史蒂芬在食堂用餐完毕回家的时候，街上的邻居总会关切史蒂芬的情况。等史蒂芬回到家中，他们会打电话给我。

　　我的生活变得极为疲惫。每周一早上我都要赶往伦敦，接下来的五天我都会待在韦斯特菲尔德学习，直到周五下午再加入乘客大军。每到周五下午，我总是焦急难耐地希望回到剑桥，回到霍金身边。回家的路上，我会不断地看手表、咬手指，担心错过从利物浦中转站赶往剑桥的火车。在此后的几年，我常常梦见地铁停止在隧道里，真是糟糕的噩梦。

　　来回于伦敦与剑桥之间并非最痛苦的事情。从周一到周五,我在学校的压力也很大：西班牙语与英语的互译、论文和课时作业都必须按时上交，而我唯一能做功课的时间只有夜晚。周末我也不能休息，我要上街买好下周家里需要的日用品并打扫房间，或者帮史蒂芬打印他的论文。史蒂芬平时会随手涂鸦般地写一点手稿，在我周末回家后交给我。我会挤出时间用打字机将它们打印出来。我大学之前上的那些秘书课在这时起了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