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在经过两个学期的试验之后,李同新理事长正式向益善基金理事会提出,在大理的公益助学活动中,增加乡村儿童阅读推广的“悦读计划”,并把它作为益善基金的主要项目,得到了理事会的批准。听到这个消息,最高兴的是我,我切身地知道,阅读推广计划的实施,对于云南大理的孩子,尤其是对于白族、彝族山区的孩子来说,意味着什么。
我到九岁的时候,还不会说汉话。三年级下学期,父亲把我转到洱源县城上学。有一天上午放学时,老师交代了一件事,我听不懂,但知道是要求我们下午做什么事,回家跟父亲一说,他放下锅铲,跑到我一个同学家去问,才搞清楚是老师让我们下午都带上笤帚和畚箕,参加全校大扫除。父亲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想出一个办法教我“你把语文课本上的字用洱源话的腔调说出来,就是汉话,把洱源话转成语文课上老师念的腔调来听,就能听懂了!”我用这个办法试着来,一个月内学会了说和听汉话。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书本奇缺,学生基本没有什么课外书可读。小学五年级时,开始有作文了。有一天,老师好像已经忍无可忍了,在课堂上公开批评我的作文是“要多短有多短,再大的事两三句话就说完了,干巴巴,没意思”,还说别看我现在次次考第一,如果作文写不好,以后各门功课都不会学好的。让我放学后去找她一下。
我惴惴不安地磨蹭到老师在学校里的宿舍时,她正在择菜,见我来了,顺手把凳子上的几个本子递给我,让我回去好好看看,特别交代我要多看看那本红色封面的日记本,“学学人家是怎么写作文的!”我回去后先认真地看了那个红本子,那是老师以前学生的周记本,看了后有恍然大悟的感觉,人家写下雨这么一件小事,竟然写出了四百多字,竟然可以用上“倾盆大雨、天像漏了一样、风助雨势,雨借风威”这些些词语,我突然明白写作文可以想象,还可以就一事说上许许多多的各种话,我明白了怎么可以把作文写长了。另外几本书是老师给她女儿订阅的《少年文艺》和《儿童时代》,这几本杂志为我打开了一个崭新的世界,让我知道除了乡村和县城,外面的世界大得很,外面的小朋友比我们这些人幸福多了!从此,我开始了自己找书看的历史,父亲咬牙给我订了份双月刊的《儿童文学》。我省下每星期的一角钱零花钱,在小人书摊上两分一本地租看了全套《三国演义》小人书。假期里,在故乡的田野中,有了一个在田埂上边放马边看书的少年。到初中时,我把当代课老师的二哥订的《十月》《当代》《收获》一期不拉下地全看完。我的语文成绩一直第一,作文基本都是范文,更重要的是,一个从来没有去过城市的白族孩子,充满了对外面的世界,对大城市的想像和渴望。在我十八岁的时候,第一次坐公交车,第一次乘火车,第一次用普通话和人交谈,都没有任何心理的障碍。
那些大理山区的小学生们,因为有了我们基金会给他们配送的图书,不仅成绩上去了,而且,他们会在养成爱看书的习惯的过程中,同我一样,以开放的心对待世界。未来,不仅是城市的小朋友的,同样是山里小朋友的。
海马应归哪一类动物?明请看本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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