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刻骨铭心》有个“冗长的开头”，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南京发生许多故事前，叶兆言先写了自己与哈萨克族女子游娜以及哈萨克斯坦作家努尔扎克结识的故事。有一个信念支撑着叶兆言，那就是读者无论怎么喜欢历史，恐怕都会与现实有关。叶兆言不希望大家只是以同情、怜悯、置身事外的态度围观别人的痛苦，那不是他写小说的本意，“我真心地希望能够既痛在别人身上，也痛在我们的心里。就好像我们看鲁迅的《阿Q正传》，不仅觉得阿Q可笑，而是会想到，我们自己也很可笑，我们自己常常就是阿Q”。

　　面对“冗长的开头”带来的风险，叶兆言再明白不过。他自谦自己这样做，就像网络语言中的“洗粉”和“掉粉”，又会失去相当多读者。但叶兆言相信这部作品值得去冒这个险。毕竟，与冒险相比，平庸更可怕。为写历史而写历史，为编故事而故事，那并不是小说，起码不是好小说。　　  本报记者 赵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