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灵说实际上是一种诗说，近人所列性灵派三大家袁枚、赵翼、张问陶皆出自清乾嘉年间，不算太远。其中，袁枚的“性灵”说，强调性情是诗歌的第一要素，“性情之外本无诗”。而这种性情要表现出诗人独特的个性，“作诗不可无我”（《随园诗话》卷七）；明朝的公安派领袖袁宏道是“性灵派”大家，主张“师心自用，独抒性灵”。他在《雪涛阁集序》中所提出的“穷新极变”的原则和前、后七子的蹈袭前人，从创作原则上看是根本不同的。而公安派“求变立新”的思想正是建立在性灵说的学术基础上的。因为诗文都是性灵的表现，而性灵是人所自有的。应该说，“公安派”的主张，在晚明文学的思潮中是占据主导地位的，且形成一种审美倾向。在一定程度上，袁宏道无疑受到李贽“童心说”的影响，更和王阳明“心即理”“致良知”“知行合一”的心学思想对说教式的程朱理学的修正这个学术背景不无关系。由于他本人对禅学的精通，并从中悟得“吾心本自具足”“随缘自在”的观念、以为依据他缘的助力都非性灵之道。另外，“性灵说”的艺术实践者，不乏“王学”的拥趸，比如徐渭等。 

　　追根溯源，“性灵说”作为中国古代文论的一种重要主张有其源远流长和跌宕起伏的历史脉络。最早使用“性灵”概念品评诗文的是南朝钟嵘的《诗品》，突出诗歌“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行诸舞咏”等特性，强调“直寻”和“自然英旨”之美。他赞扬阮籍的诗源出《小雅》，无雕虫之巧，可以“陶性灵，发幽思”。后来“性灵说”的主张与之是比较接近的。

　　如果进一步追溯，先秦两汉时的“性情说”应属“性灵说”的起源，它们之间既有内在关联，又有一定区别。

　　那么，究竟什么是“性灵”呢？性灵之所谓“性”，应指“性情”，这属于感性层面的心理范畴；所谓“灵”，原意为“巫”，后引申为人的杰出才能。从词意上理解，应指创作者同时兼涵本真的性情和杰出的才能，包含先天的才气、心性和后天的学养、修为两个方面。

　　从风格上讲，真率、新奇、淡除教化、词高意远、汉魏风骨、慷慨悲歌都是性灵的艺术呈现，惟其如此，容不得虚假矫揉和过度修饰。诚如晋陆机《文赋》云：“伫中区以玄览，颐情志于典坟。遵四时以叹逝，瞻万物而思纷。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心懔懔以怀霜，志眇眇而临云。咏世德之骏烈，诵先人之清芬。游文章之林府，嘉丽藻之彬彬。慨投篇而援笔，聊宣之乎斯文”，一副士子的真我情怀和满腹华彩跃然纸上，格局是大我的，是汪洋恣肆、气韵贯通、不拘一格的。刘勰云“性灵镕匠，文章奥府”、颜之推云“标举兴会，发引性灵”、萧子显云“图写性情，各任怀抱”、萧纲云“性情卓绝，新致英奇”等文学主张，可谓“风云际会”、蔚为大观。

　　其实，大力提倡性灵、主张诗歌表现性情的代不乏人，除以上提到的，还有唐白居易、李商隐、司空图；宋杨万里；清初的黄宗羲、顾炎武、王船山、钱谦益等，都反对形式主义、一味拟古和僵化程式的诗风，强调出新意、去陈言，追求个性化；继承先秦屈（原）宋（玉）的诗魂风骨和发扬汉魏文人那种清新刚健的文风。

　　“性灵说”是针对文心与人心裂变的一剂良药，崇尚真我、注重对“人”的提升；提倡生命的自觉和表达的自由。落实到具体创作中，则是性情、才情和个性面目的交融共振，以期在创作中达致“抑扬词气、思极人文、风雅兴寄、意蕴含吐”的饱满状态和自在语境，就精神实质而言，无疑对当下的文学创作具有相当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