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夫人的秧歌队”喜迎上海解放

　　张琯治 口述 沈海平 整理

　　我1949年春节前后考入宋庆龄创办的儿童剧团，亲历了在她领导下迎接上海解放的过程，十分自豪。

　　我们那期培训班共有16名学员，除了学习表演、音乐舞蹈、舞台常识外，还学习解放战争局势。

　　1949年3月12日，剧团中共地下党支部诞生，由张石流、游惠海、潘志昌组成。这一天，童话木偶剧《快活的日子》在剧团排演室公演，免费，观众全是附近的贫苦儿童。此后又送戏到各中小学校。这部木偶戏通过动物形象阐述“团结起来打豺狼，迎接美好的日子”这个主题，深受学生喜爱。宋庆龄得知十分高兴，写信鼓励我们。这封信似催人奋进的叮嘱，更是一团烈火，在我们心中燃烧。

　　4月，儿童剧团地下党支部在团员中建立了“铁木尔团”即地下少先队，组织我们到工厂、学校传授来自解放区的秧歌舞和革命歌曲。宋庆龄指示要确保小演员的安全。同时，在老靶子路（今武进路）找到一幢空房子，安排我们白天隐蔽在那里排练。晚上大家分头回到横浜路桥剧团的地下室里，挂上厚实窗帘，用她派人送来的缝纫机和滚动油印机，赶制上街扭秧歌的服装和红旗，油印标语和宣传品。

　　5月27日，上海全境解放。清晨，宋庆龄派了一辆大卡车把我们接到位于安福路的上海影剧界集合点。我们34名少男少女边游行，边打着腰鼓，扭秧歌、打莲湘。市民们挤满街头，驻足观看，鼓掌喝彩。多年后，当时在上海市军管会任职的于伶回忆说，“我随军进入上海，看到的第一支欢迎队伍就是孙夫人的秧歌队”。

　　宋副主席和纺织女工共用午餐

　　黄宝妹 口述 宫洁菁 王建明 整理

　　1958年10月的一天，厂里突然叫我接待宋庆龄副主席，她要到我们厂视察。宋庆龄很热情，一走出汽车就和我握手：“宝妹啊，我今天来看你的电影哎。”我说：“哦哟，没什么没什么。”我们陪她到车间参观，看了以后，她说：“真了不起，你们织出来的布、纺出来的纱供给全国人民，你们很辛苦！” 

　　之后她又来到我的车间，见我们不能坐，不停地走，问我每天8个小时走多少路。她说：“真是很感动人的，祖国的建设都要靠你们！”我听后很激动。

　　中午，她不肯单独吃饭，一定要和工人们一起。她吃的菜和我们的一模一样，每人一客，几个菜几个人一起吃。她给我夹菜，还给我舀汤。她是人大副委员长，孙中山先生的夫人，我感觉很亲热，很感动。

　　吃完饭，厂里安排我陪她看电影《黄宝妹》，我演自己的。她一边看一边说：“哦哟，你们这个电影拍出来真不容易，又会当工人，又会做演员，开心！”

　　临别时，宋庆龄向大家讲话，她说：“在厂里学到了很多东西，看到了工人们在世界纺织史上创造的奇迹。你们不但是生产能手，又是文化的主人，你们是诗人，是演员，这样的工人在世界上还很少见，我们的工人就有这样的气概。”

　　她关心工人，到工厂来调查研究了解情况，把上面的精神带下来，将群众的意见反映上去。这样的领导干部是我们的榜样，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传承这样的精神，我现在也没有忘记。

　　国际和平奖金与职工宿舍

　　朱可常 口述 沈海平 整理

　　1951年9月18日，宋庆龄在中南海怀仁堂接受了“加强国际和平”斯大林国际奖金10万卢布，当即在奖金支票背面批示：“此款赠中国福利会作妇儿福利事业用”。

　　当年属于巨款的10万卢布究竟发挥了何等作用？坐落在徐家汇商圈的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就是以此笔捐款建造的。奖金的另一去处鲜为人知，它同样用于福利——为缓解职工住房困难而建造了一幢6层楼宿舍。

　　1978年12月，宋庆龄从北京回沪后，邀请中福会班子成员于小年夜到她家吃饭。事前，我召集班子成员商量届时向宋主席说些什么。当时的上海，住房十分困难，很多大龄男女因为无房而无法结婚。中福会职工住房也是一个巨大难题，一家三代挤住在一小间蜗居实属常见。

　　1956年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迁至徐家汇新建大楼后，10万卢布奖金还有不足30万元人民币余款。大家合计，动用此款建造职工宿舍，由我口头先请示。

　　1979年1月26日晚，一行8人来到宋庆龄家。我开门见山请示用奖金建造职工宿舍。哪料到宋庆龄立即答应，说可以，尽快打个报告来，我批一下。

　　这是宋庆龄生前最后一次回上海。正是此次便宴上，她为中福会职工办了一件天大的好事。这也是中福会有史以来自己造的第一幢职工宿舍楼，共6层，总计30户，解决了一批业务骨干住房难题。那时，保健院的主任级医生大多数一家4口挤住在10平方小屋。

　　一笔国际和平奖金，宋庆龄共派了两个用途，解决的都是与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急需。我由衷敬佩宋庆龄，赞叹她的伟大。

　　无人能比的二姑

　　倪以信 口述 朱玖琳 整理

　　我父亲倪吉士是倪家三兄弟中的老大，所以二姑宋庆龄同我们家的联系相对多一些。但据我所知她不光关心我们家。我姑妈倪吉贞原来做过小学老师，退下来后与社会脱节，感觉比较孤单。姑妈英文很好，二姑曾经想请她到北京去做她的英文秘书，但是姑妈不愿意离开上海去北京，谢绝了。

　　动荡年月，二姑同我们家的往来并不多，但她通过一些途径了解到我们家的人都很正派，积极向上。她曾在给我们家的信中说“知道你们在上海比较安定”，“知道你们从来没有做过不好的事情”。我们家生活比较困难，二姑知道后，曾多次派秘书送东西接济我们，包括衣服和钱。

　　我听母亲说，二姑曾写信告诉我父亲，得知她姐姐在美国去世，她很伤心。父亲还直率地问过她为何不参加孙中山的纪念活动，她说因为怕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可能会失态，作为领导人，这是不合适的。

　　1968年，我即将在清华大学电机工程系毕业，主动要求去东北工作。在东北的十年间，我曾数度应邀到北京二姑家作客。二姑很忙，她的生活很朴素，我们曾一起打康乐球作为锻炼活动。早饭和晚饭大家在自己屋里吃，午饭我一般是同她在一楼客厅一起吃。1976年我结婚时，二姑特意送我一对红色缎面绣花枕头以示祝贺，我至今仍珍藏着。

　　我和二姑在一起的时间很短，但她是我的榜样。我深感她是一个非常刚强、非常有原则的人；她坚持独立思考，有鲜明的是非观念，正义感和同情心极强。我的二姑无人能比。

　　首长说：“让我一个人静静默念孙先生”

　　周和康 口述 卢荣艳 整理

　　我总共在首长身边工作了26年。首长生前满怀对孙中山先生的无限崇敬和深厚感情，精心保存他的遗物，关注上海孙中山故居的建设。

　　1956年11月12日是孙中山先生诞辰90周年纪念日。首长此前多次前往孙中山故居，重新布置陈设，尽量保持孙中山在世时的样子。她还在淮海中路寓所整理出一批她珍藏30多年的孙中山文物史料，让我寄到北京孙中山诞辰90周年纪念筹备委员会。这批文物被归还后，首长叮嘱我将其送往孙中山故居陈列珍藏。 

　　1958年5月，首长将一把指挥刀连同盒子交给我，说：“请将这把孙中山先生在1922年北伐时任大元帅使用过的指挥刀，送往故居陈列展出，就放在餐厅壁炉架，右侧长茶几的正中位置，这是一件有历史意义的珍贵文物。”

　　首长每次从北京返回上海后，都要到故居去视察工作。她曾交给我一份她的中英文生平简历和一份孙中山故居的讲解词，让我按此向宾客介绍她的情况。

　　记忆中，每年在上海孙中山故居举行的孙中山诞辰、逝世等纪念活动，首长即便在上海也不经常参加。她以自己的方式来悼念孙先生。在淮海中路家中，首长在卧室正中挂上她和孙中山在东京结婚的合影，花瓶里插着各色鲜花。她将双层窗帘紧紧拉上，灯光微弱，气氛宁静，首长一身素服，面朝北方，端坐在单人沙发椅上，陷入沉思，数十年如一日。这张单人沙发椅是从孙中山故居搬过来的，首长阅读、休息时专用，始终放在朝北方向。她曾经对我们说：“每逢孙先生诞辰和逝世的纪念活动，我是不愿意去参加的，因为想起孙中山先生在世的情景，会使我触景生情，十分悲痛，还是让我一个人静静默念孙先生，这样最好。”

　　宋庆龄同志魂归故土

　　李家炽 口述 李晓建 整理

　　1981年3月23日，正在北京开会的我奉命去见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冯文彬同志。他说：“今天找你谈话目的有二，第一是告诉你宋主席的病情，随时有可能发生意外，因此要求上海市委作好一切准备，医疗过程中如有需要，要尽一切可能提供援助。第二，万一发生不幸，我们要把前期准备工作做好。宋庆龄本人意愿是安葬在上海宋氏墓地，她父母的身边。假如宋主席不幸过世，中央将为她隆重举行国葬，即第一天过世，第二天准备，三四五天是北京市民群众去公祭，第六天北京开追悼会，第七天到上海直接安葬，这个时间谁都不能改变。上海方面从今天开始就要把墓地准备好。万一宋主席发生意外，上海必须保证可以按时落葬。”

　　第二天一早我就乘飞机回上海汇报。市委书记陈国栋立刻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及有关部门负责人会议，传达中央指示精神。

　　从那时开始，宋庆龄国葬各项准备工作在秘密安排下展开。为此，我多次往来于北京与上海之间。

　　5月14日晚，宋庆龄病危。晚上，我跟随高登榜来到人民大会堂，具体商量安葬方案。方案制定好已经快12点了，高登榜连夜让中央办公厅转报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胡耀邦，胡耀邦批示同意。

　　第二天一早我便回上海汇报。市委书记陈国栋主持召开上海市委常委会，要求各部门负责人按照中央决定抓紧准备，不能出一点纰漏。

　　中央治丧工作小组曾经通知我要求上海准备棺葬，并且要使用落葬机安葬。上海民政局专门进行了各种棺葬落葬演习。后来，中央认为还是应该尊重宋庆龄遗愿，骨灰安葬。

　　29日晚，宋庆龄警卫秘书杜述周给我打来电话告知：“首长已于29日晚20点18分过世。” 

　　6月4日，宋庆龄骨灰在邓颖超等护送下乘专机移送上海安葬。9时50分，庄严隆重的宋庆龄国葬典礼在万国公墓举行，至10时04分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