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周六下午4时，是我与母亲约定的一个通话时间。十多年来，我和母亲一直恪守着这个约定。 

　　上世纪五十年代末，我15岁，还是一个少女，就远离家乡，去北京工作。说实话，当时，我是十分恋家的。那时家里还没有安装电话，主要靠写信向父母亲诉说思念之情，汇报平安，一封信来回要十天左右的时间，一个月能收到两、三封家信就算不错了。特别是那时我经常要到全国各地演出，要及时收到家信很不容易。因此每当一封信发出以后，就掰着指头开始算计着什么时候能收到家里的回信，真有“家书抵万金”之感。 

　　上世纪九十年代，我们在上海落了户，随着电话的普及，我和父母亲的家里都安装了电话，这下我们的联系就方便多了，然而美中不足的是，只能我们给父母亲打电话，而他们从来不会主动给我们打电话，原因是他们不识字，不敢拨电话号码，加之从来也没有给别人打电话的经历，生怕打错了电话要多花钱。 

　　2002年，我父亲去世后，我不放心年迈的母亲经常一个人在家（弟妹们都各自成家，分开居住了），为此时常会给妈妈打电话进行问候，有好几次都因她外出，而没能接到我的电话。有时候她虽然在家，但因她听力不大好，人不在电话机附近，就听不到电话铃声，让我误以为她不在家里，让我好生挂念。为此，我特地为她买了助听器。她戴了几天后说，助听器声音开小了不起作用，声音开大了，里面的嘈杂声让她耳朵很难受。无奈，只得将之作为收藏品束之高阁。 

　　此后，为了与母亲及时保持电话联系，我与她有了一个特别约定，即每周六下午4点整，我一定按时给她打电话过去，到时请她在电话机旁等候，没有特殊情况不要外出。每逢双休日，正好弟妹们都回来与母亲团聚了，我有什么事也可以同他们对对话，有时我打过去的电话，母亲实在听不清，她就会把我的弟妹叫来救急。自从有了这个约定，每到这个时间，母亲都会早早地守候在电话机旁，等候我的长途电话。弟妹们笑着说我从上海打过去的电话，就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报时钟那样准。 

　　如今，我母亲已是95岁高龄了，原来耳朵就背，现在听力逐年下降，听电话更加吃力了，我和她讲话，必须要对着话筒大声地讲，她才能听见一点。但我们之间每周的通话并未因此中断。每当我在电话中大声地叫她一声“妈”、而她也大声地叫一声我的名字的时候，是她最心满意足的时候，同时也是我最开心的时候。我现在也已是70多岁的老人了，竟还能每周在电话上叫一声“妈”，这怎么不让人羡慕和高兴呢！尽管她现在在电话中经常会听不清我在说什么，尽管我们在通话中她经常会答非所问，尽管她每次在电话里会重复着一个永恒的话题：“你什么时候回来？”但有一点，我们是相同的，因为我们都在享受着通话的过程，至少我们通过电话都能知道彼此都在牵挂着对方，只要能听到对方的声音，就表明了我们大家都平安、健康地生活着。这是我们母女之间一个共同的美好心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