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秘”小楼报到

　　1981年7月5日，我被分配到上海市委招待处（即现在的东湖集团），在宛平路一栋颇具特色的小洋楼里报了到。

　　这片街区属于上海西区所谓高档住宅区，马路上静悄悄的，小楼周围也静悄悄的，来往车子也不大有，眼前高高的竹篱笆，门口没有招牌，如果没有通知上写的地址，真的不知道它是一个单位所在地。我的直觉告诉我，这是一个“神秘”的地方。

　　政工组组长（那时还没有人事科）陈国是个很认真的人，也是一个老革命，他持苏北普通话口音神秘兮兮地对我说，这是一个保密单位，叫我在家等通知，吓得我不敢随便外出，连计划中的旅游也搁置了。不久我收到了单位的录取通知，我就正式成为市委招待处的一名工作人员，想不到我在这个系统竟一直工作了三十四年，直到退休。

　　之前，我在上海旅游专科学校读书。其间，曾听过上海许多知名学者、专家、领导讲话，李储文、任百尊、齐维礼、冯子浚等的报告，都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又到锦江、和平、国际、华侨（现改为金门饭店）等大饭店实习并参观……所有这些，不仅长了知识，开阔了眼界，也提高了我的人生境界，对现代酒店业管理有所了解，充满了向往，想不到现在我们竟走到他们身边来了，成为他们这支“特种部队”中的一员，心情自然是很激动的。

　　我更是做梦也没想到，我这个在1974年12月上海冶金机械学校毕业分配时，曾被人“调了包”的倒霉蛋，在江淮煤矿挖了几年煤的“煤黑子”，在眼前这个“神秘”的地方，倒真的碰到“贵人相助”了。这个“贵人”就是市委招待处处长、老干部葛非同志，他是我人生旅途中遇到的一位重要的人，他对我的教诲、指导、言传身教，均对我的人生观发生了重要影响，可以说奠定了我的人生的基调，令我终生难忘。

　　或许因为我是品学兼优的学生吧，又或许我的成绩及平时表现给人的印象还不错，也可能是由于我出生于一个根正苗红的家庭吧，总之我的具体工作，被安排到一个高度保密的岗位——位于虹桥路的414招待所，就是现在的西郊宾馆。自然，那是一个更加“神秘”的地方。

　　没有门牌号码

　　说来好笑，我这个在沪土生土长二十多年的人，从小生活在长宁区，竟不知道离自己住处只几里远的虹桥路上，还有一个占地1100多亩地的花园式的高级招待所，就在我们小时候常去的上海动物园旁边，感觉很大，甚至比动物园面积还要大。

　　从外表上看，这个地方篱笆门，行道树当墙，平淡无奇，跟周围的建筑没多少差别（现在的大门是后来建的）。但是要跨进这大门并不那么容易，需要有关部门发的特别通行证，大门有两道，在虹桥路上的两道门是一号门、二号门；在北部哈密路上的门也有两道，即三号门、四号门。而要进入里面的一号楼和二号楼，还需持有一种特殊的胸牌。

　　而且，这个地方连门牌号码都没有。现在西郊宾馆大门外挂上了“虹桥路1921号”的门牌，但很少有人知道，那是改革开放以后的事情。既然要改革开放了，一个国宾馆连门牌号码都没有岂不给人笑话？于是当时的西郊宾馆总支书记苏幼泉同志就跟虹桥公安分局的邓兆祥副局长商量这件事。选什么号码呢？考虑到这是毛主席和国家其他主要领导人住过的地方，应当选个有点政治意义的号码，于是就把“1921”这个建党的年份，定为西郊宾馆的门牌号码。

　　自然，这里的工作人员政治上都受过严格的审查，家庭出身一定要是三代“红”，即工人、贫农或革命干部、革命军人。在这里工作，工作地点和工作内容对外一律要保密，对家人也要保密，员工在里面不许跟外面通电话，要联系只能写信，投入保密的邮箱。有重要政治任务的时候（即毛主席住在里面的时候），工作人员必须住在招待所里，以备随时有工作之需。

　　记得我第一次跨进这个大门时，真的是大吃一惊，展现在眼前的是一副世外桃源般的美景——一条望不到边的弯曲平坦车道，蜿蜒地伸向远方，路边伫立着高大整齐的樟树、松树、芭蕉、黄杨，郁郁葱葱，青翠欲滴；大树后面有宽阔的大草坪，绿油油的一片又一片，像一幅油画，令人心旷神怡。草地尽头的树丛里，偶尔伸出几个红色屋顶……我不由得张大了嘴，心跳也加快了，感觉我仿佛误入了一片未来世界。

　　这个地方不仅风景如画，静谧幽深，关键是职责特殊——这是毛泽东主席来沪住的地方。毛主席在60年代后到上海，都住在这里的一号楼，又叫一号楼甲部，其中有主席的卧室、夫人房、书房、餐厅、会客室、阳光室等。其实一号楼与二号楼、三号楼是一个整体，二号楼与一号楼之间由一条走廊连接，要进入一号楼必须从二号楼走过去。二号楼是大会议室、大餐厅和多功能厅（可以开会也可以放电影）；三号楼是中央其他领导人的住处，还有主席的秘书、警卫人员、医护人员的住处。总之，这是一组专门配套服务的建筑群，南部是园内最大的一片草地，周围大树密布，东边有山，西部有湖，树林里安插着很多岗哨，在过去的年代，其神秘程度可想而知。听老同志说，主席一般来沪只住一两个星期，但在一个特殊的年头，竟在这里住了一个多月。

　　在主席不来上海的时候，这个巨大的花园处于保养状态，只有四五个工作人员打扫卫生、开窗透气、打理绿化，一旦接到接待任务，就临时从锦江饭店等大宾馆抽调厨师和其他服务人员前来服务。

　　我踏进这片花园的时候，毛主席、周总理、朱老总、刘少奇都已经离我们远去了。基于市委招待所工作的保密纪律，老同志们也不便于多说具体情况。我常常望着主席住过的一号楼发呆，心想，那个令万众敬仰、又令天下敬畏的身影果真曾出现在这里吗？那些号令天下的“最高指示”，就是在这里发出的吗？

　　流连鲜花世界

　　我那时的具体工作，是在离一号楼一箭之遥的4号楼（即原先姚乃炽的淮阴路200号，俗称“怪楼”）当管理员。

　　414招待所原是由几处私人花园、苗圃、农田和棉花地合并改建而成的顶级国宾馆。在喧闹的大上海，这方宝地更显得非常清静、幽雅、恬淡和迷人。园内各种名贵的花草、树木达三百多种，其中有百年的古松、紫藤；有珍奇的塔枫、万针松……更叫人惊奇的是，这里还有宽阔、秀丽的湖泊，湖边有嬉戏的野鸭、水鸟。毛主席下榻此地时，常在湖边和草地上散步。

　　改革开放之前，这里还曾接待过金日成、谢胡、宫本等国际要人。当年中央在沪召开重要会议时，刘少奇、叶剑英、许世友、彭冲、苏振华、江渭清等都曾在这里小憩。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儿是上海的“钓鱼台”。北京钓鱼台国宾馆前来参观的同志曾颇有感触地说，这里比北京的钓鱼台还好，还美！

　　改革开放之后，按照邓小平同志的指示，内部招待所要对外开放，414招待所整编为西郊宾馆。我曾亲眼看到一位从美国来的大老板刚一踏进这片园林，就连声大叫：“wonderful！beautiful！”

　　由于工作关系，也由于这片超凡脱俗的大花园的美景，我常常宁肯多值夜班，这样可以住在单位里，而我一直有早起早锻炼的习惯，于是，遍布西郊宾馆的一年四季的花卉，都成了我的好朋友，时间长了，熟悉她们就像熟悉我自己一样。

　　这里四季都有花开花香，可谓鲜花世界。金兰、茶花、杜鹃花、海棠、牡丹、月季、菊花、梅花、君子兰、樱花……就连我这个不大懂花的人，也感叹万分，不是小看自己，的确，尽管我从小在中山公园边上长大，也从没见过这么多的花，花又开得那样美！

　　在人们的印象中，桂林公园里的桂花该是佼佼者了，殊不知在西郊园里，每当八月桂花开的时候，那桂花树一丛丛，一片片，远远望去，金桂、银桂洒下一路金银屑，那阵阵飘来的桂花香味，真叫你如痴如醉，香得叫你不忍离开，甚至觉得如果当个花农该是多么幸福的事情！每年，园艺工人仅从修剪的角度，把剪下的花枝拿出去卖，也总有几千元的收入呢！

　　牡丹，中山公园的牡丹亭风靡于今。“牡丹花开像绣球，”小学读书时，一句民谣我至今还记忆犹新。不过，单单用“绣球”来形容西郊宾馆里的牡丹，那未免太亏待她了。红的，淡红的，紫色的，在别有洞天的园中园行走，令人想起唐代诗人“花开花落二十日，一城之人皆若狂”的诗句。微觉有点遗憾的是，这里不是“凡界”，举目回望，除了我，竟没有一个人影，何来全城之狂呢？我作了一首小诗，其中有这么两句：“花开花落无人恋，何处惊动满城来。”如此美景，此刻却仅有我独自一人欣赏和享受，现在想来，这是一件多么“奢侈”的事情啊！

　　三月桃花红，龙华看桃花。而西郊宾馆的桃花，远远看去，一片蓬勃粉嫩的世界，尤其在清晨的微雨之后，枝枝杈杈都长足了精神，看她在微风中摇曳，看她们在缤纷中吐蕊，我甚至听到了花下抽枝长叶的声音。

　　西郊宾馆的美，还美在湖泊。上海任何一个高级宾馆都没有这么宽阔的水域。源远流长，碧波荡漾，“月极云霄思浩然，风帆点点水连天”，面临这片水域总是使人胸襟开阔，心旷神怡，思绪翻飞。到了夏天，湖里开满了荷花。时而，服务员姑娘们会划着小船，来此逗乐。她们长得很美，美得使你感到犹如眼前的花。

　　“穷孩子”的压力

　　郑振铎赠叶圣陶诗中说：“我们不过是贫穷的小孩子，偶装富有，脸便先红了。”

　　好在我并没有假装富有，当然脸也不会红了。但是我这“贫穷的小孩子”，出入在这花团锦簇的西郊宾馆内，并不感到很得意，感觉这只是一次偶然的机会，于是我总是感到有一种压力，感到有愧，反而浑身不自在。这大概是很多人无法理解的。

　　园内的美景无与伦比，甚至无法用语言描述的。可是在当时，毕竟能够享受如此美景的人太少了。我作为能够享受此景的这少数人之一，想到这里，总感到有些不是滋味，毕竟，那些豪华的客房，雅致的会客室，精巧的娱乐设施，奇异的美景……每逢这时，面对春雨潇潇，雨雾茫茫，远处的景色就变得模糊起来了。

　　不久，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以及对邓小平招待处对外开放指示的落实，这所上海的“钓鱼台”终于大门敞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