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航天事业的飞速发展，引发了人们对于航天的关注。早就听说资深的航天人——原上海航天局副总经济师戚南翔先生，几经辗转相约，终于采访到了他。

　　父亲的革命精神深深感染着他

　　一见面，戚南翔先生就爽朗地告诉我，他1934年生于浙江上虞，他是家中长子。父亲戚铭渠曾在杭州浙江一中就读，这期间他就开始阅读进步书刊，后在老师的指引下在镇海龙山走上革命道路。戚南翔回忆说，父亲虽然常年奔波在外，但一有机会就回上虞老家看望家人，还带着他到河里学游泳，有时故意让他呛水。父亲告诉他，男子汉要在风浪中成长，呛点水没关系。

　　抗战期间，因为父亲是新四军，家中就常有伪军来骚扰，他们以查户口为名了解父亲的动向，这让戚南翔从小就受到革命斗争的锻练。抗战胜利后，父亲随部队参加了孟良崮战役和解放上海的战斗。后来又赴朝参战，1952年底从朝鲜归来，之后又回到宁波驻防。1957年，父亲转业到上海。父亲为国奉献、为民服务的革命精神，深深感染着戚南翔，亦成了他献身航天事业的动力。

　　突然被借调到“上海机电设计院”

　　1957年10月至1958年2月，苏联和美国相继成功发射人造卫星后，毛泽东主席发出“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的号召，于是以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为主筹建了第一设计院，领军人物就是当时的力学研究所所长钱学森。由于上海人才荟萃、协作条件好、工业基础强等有利条件，1958年11月，第一研究所迁到上海，并启用了“上海机电设计院”的新名称。这是研制人造卫星运载火箭的专门机构。

　　戚南翔清楚地记得，那年12月初的一天，当时他还在上海水力发电设计院任技术员，院党委领导通知他要借调到一个新单位去，什么单位却秘而不宣。直到他拿着介绍信报到，才知道这个门口不挂牌子的保密单位是上海机电设计院。从“水电”到“机电”，虽一字之差，却有天壤之别。戚南翔从此走进了航天队伍，直到2008年退休，为祖国的航天事业奋斗了整整五十年。

　　当时中国的航天事业刚起步，处于一无资料、二无经验、三无实践的状况。戚南翔好不容易买到了一本苏联科学家写的《火箭技术导论》，在空闲时阅读钻研。钱学森逝世后，在上海交通大学钱学森图书馆办了一个展览，特地将这本《火箭技术导论》借去，作为中国航天事业艰难起步的见证。

　　第一枚火箭在南汇一飞冲天

　　戚南翔进入航天领域时才20岁。当时有位大学生在办公室的黑板上即兴画了一枚大火箭，在旁边写下了誓言：“今天画在纸上，明天拿在手上，后天放到天上！”

　　研制起步艰难，除钱学森等少数专家外，许多人并无航天专业知识。要做实验，既无场地，又缺设备。因此，设计人员便与空军13厂、上海柴油机厂等单位协作。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当时研制大型火箭尚有困难，于是在1959年下半年，研究院党委决定硏制一个直径0.45米、长10米、飞行高度100公里的探空火箭，代号为T—7。为了积累经验，准备先研制一个直径0.25米、长5.3米、飞行高度10公里的缩小型火箭，代号为T—7M。

　　为了注入推进剂，戚南翔和同事们用自行车打气筒加压；为了控制点火时间，他们用7元钱买来小闹钟改装成延时机构，用手电筒里的小灯泡裹上硝化棉做成点火装置。青年们的敢想敢做终于成就了梦想。1960年2月19日，在上海南汇老港的一个试验场里，小火箭一飞冲天，我国航天系统最早的飞行器在航天人手中试验成功了！

　　1960年5月28日傍晚，毛泽东来到了上海延安西路200号文艺会堂，这里陈列着T—7M探空火箭的实物。当毛主席知道第一枚火箭升空达8公里时，高兴地说：“8公里，那也是非常了不起呢！以后我们要20公里、200公里地搞上去！”听了毛主席的话，戚南翔和他的同伴们十分振奋。果不其然，就在四个月后，飞得更高的T—7火箭在安徽广德发射成功，从而揭开了上海航天大步前进的序幕。

　　钱学森的鼓励至今难忘

　　1960年春季的一天上午，戚南翔接到院部通知，北京来的几位专家和领导要来参观控制系统环境实验室。不一会儿，在上海机电设计院领导的陪同下，钱学森院长（时任国防部第五设计院院长）身穿米黄色风衣，快步向实验室走来。在振动实验室的门口，戚南翔第一个迎了上去，对钱学森说：“请钱院长把手表摘下来吧！”钱学森有点不解，戚南翔解释道：“由于电磁振动台是自己研制的，漏磁问题尚未很好解决，故在做振动试验时，磁场会影响到手表。”钱学森微笑着脱下手表放在工作台上，认真地观看了电磁振动试验。随后，钱学森说：“你们自己动手造设备很不容易，这种精神要发扬光大。”钱学森的话给他以极大的鼓励。如今虽然钱学森已驾鹤西去，但当年他务实的工作作风让戚南翔至今难忘。

　　为上海争取到飞船部分研制任务

　　戚南翔在航天部门工作长达半个世纪，从技术员做起，到试验组长，再到大平台组长，技术部门负责人。有的时候下辖四个科室，管理着230名各种门类的技术干部。戚南翔说：“我是和祖国航天事业一起成长起来的，是上海第一代航天人。”

　　1991年，航天工业部下发了载人飞船方案论证工作的通知，要求航天部五院、一院和上海航天局三个单位在6月30日20时前，上报《总体方案论证报告》和《组织实施方案建议书》。因此，上海航天局积极投入准备工作。此项任务关系到上海在我国航天事业中的地位和今后的发展。戚南翔也十分清楚，要和北京的五院、一院竞争获得航天飞船的全部研制任务几乎是不可能的，但经过努力获得某些分系统的研制任务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须的。那时，戚南翔几乎每个星期都要赴京说明情况和拜访前辈专家。戚南翔说：“当时还没有电脑，文稿全凭手写，反复修改，工作量很大。”

　　经过一年多的论证，载人飞船工程的分工方案揭晓了。上海航天局承担推进舱及推进、电源分系统和测控通信部分设备的研制。这是上海航天人在中国航天伟业中迈出的坚实一步。事情虽已过去了26年，但每每回忆起那一刻，戚南翔依然激动不已。

　　（选自“上海滩”2017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