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究竟发生什么事了　　

　　信写好了，还没寄发，忽然又愁开了。人家厅长每天工作千头万绪，抓的都是大事要事。我这么一个与山西远隔千里的浙江人，为了一件个人的事，人家哪有时间和精力来过问？然而要是不寄出去呢，汪泉的亲人就不可能找到，供者问题就解决不了。事已至此，不能再瞻前顾后，不管结果如何，宁叫碰（意即办不成）了，也不能误了！

　　与此同时，寻找非血缘的异基因供者的工作，也不能放弃。双管齐下，齐头并进，成功的概率会相应大些。于是又给北京的亲戚小郑寄去一份汪泉HLA复印件，请他在北京通过道培医院为汪泉联系配型检索。这样，再加上这里省中院已经登记的中华骨髓库，三条不同途径同时进行，快马加鞭地为汪泉下一步移植做准备。两封信在古翠路邮局挂号寄出后，几天来盘桓在脑海里的重重心事，仿佛也随信而去，心里变得空落落的。从椅子上站起来时，突然眼冒金星，差点跌倒，慌忙扶住桌子坐下来，歇息了好久，才起身慢慢地走回家去。从那以后，我就得了一种奇怪的症状，每每睡到半夜两三点钟，突然惊醒过来，心里慌得怦怦乱跳，一种莫名的紧张、焦虑和恐惧攫住自己，再也无法入睡。

　　那天是周末，为避开下班高峰，我离开医院时间比平时早些，心事重重地回到了家里。不一会儿，小楼也下班回来了，当听说第二次化疗又告失败，也急了。“那快叫医生催催中华骨髓库呀！”她说，“咱们总不能守株待兔似的傻等着呀！”“问过医生了，”我说，“说是没这么快。”“那问问北京朋友，有没有认识中华骨髓库的，帮我们催催……”

　　正说着，电话响了。铃声不知怎的，听上去有点异样。也许是我的心理作用,也许世上真的存在神秘的心灵感应，就在走去接听这几步路时，第六感觉告诉我，这正是我心里一直在期盼的电话！没等铃声第二遍响起，我已拿起话筒。电话里传来一个陌生男子深沉浑厚的声音：“是……”对方停住了，显然是在翻阅手边的什么东西，然后问道，“是汪浙成同志吗？”我立马应声回答：“是，是的，我就是汪浙成。”核实完身份，对方才开始说事：“前些日子，你写信给我们厅长。他已经批示下来，让我们来具体接办这件事。”

　　我鼻头一酸，说话忽然结巴起来：“请问，您、您是……”对方回答：“我是阳泉市公安局。我们已初步查找了一下，你信上说的幸福巷，现在阳泉市内已经没有这个地方了，会不会是忝程（凭当时话音回忆，恐有误）巷，字形相近？”我忙解释说：“这幸福巷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名字。”

　　对方说：“可能是‘文革’中的，现在改名了。我叫下面户政处的人正在进一步查找。”“谢谢，谢谢！请问贵姓？”“我叫李柏，阳泉市公安局长。”我一时情急，竟听成了李白：“噢噢,与大诗人李白同名。”李局长更正说：“是柏树的柏。我们一定会尽力查找，请放心。让我们共同努力，找到你女儿在阳泉的亲人，把你女儿的病治好！”说完，挂断了电话。

　　一直在旁边竖起耳朵谛听着的小楼，看我接完电话仍久久捏着话筒，脸上热泪潸潸，冲上来一把抱住我问：“究竟发生什么事了？”

　　我心里热血奔涌，一时说不清楚，到卧室床头柜抽屉里拿来那封信的留底。小楼看完后，便什么都明白了。

　　房间里一时静悄悄的。残阳从窗户斜照进来，把四壁辉映得一片金黄。我们两人坐在沙发上，一动不动，也不说话，舍不得破坏刚才那个电话带来的氛围。我心里一直在倒海翻江，激动，欣喜，感激，兴奋，同时为泉儿的命运感到难过和伤心。从接完电话到后来吃晚饭，这段时间是怎么过去的已记不清了。晚上，我给包头的妹妹阿凤打电话，通报了李柏局长的电话内容，要妹妹把家里安排一下，即赴阳泉协助查找。小楼建议是否在呼和浩特媒体上也刊登一则寻人启事。阿凤认为不妥，眼下还是要尽可能地控制影响面，让汪泉知道得越晚越好。不然，怕伤害太大，对治病不利。同时建议我们再催小郑去道培医院抓紧配对的工作，她即着手准备上阳泉寻找线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