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昨天举行的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宣读了中国改革友谊奖章的10位外国友人的名单。伴随着改革开放40年的进程，有许多外国友人提供了各种帮助，这10位获得者到底有些什么特殊贡献呢？

　　阿兰·梅里埃 

　　“在中国，为中国，与中国”

　　作为将疫苗工业化生产的法国生物梅里埃集团总裁、梅里埃基金会主席，阿兰·梅里埃秉承“在中国，为中国，与中国”的发展理念，一直致力于为中国人的健康提供助力。

　　从1978年第一次访问中国开始，植根中国三十多年来，阿兰·梅里埃做出过两个重大决定，一是选择直接与中国政府卫生部门合作，参与非典和禽流感等中国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二是“在中国研发，到中国建厂”，这意味着法国企业就地取材，致力于把研发成果推广到世界。在梅里埃的带动下，涌现出了一大批优秀的法国生物医药公司，都把中国作为创新的发源地。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历时8年建设的武汉P4级别高等生物安全实验室，这也是亚洲首个最高等级生物安全实验室。这个项目从2004年非典疫情爆发后，时任总统希拉克访华时提出到正式运作，先后跨越了近15年，倾注了阿兰·梅里埃的全部精力。2011年，生物梅里埃上海浦东新基地建成，成为全球范围内继法国、美国之后的第三大基地，并成为梅里埃在亚太区集生产、销售、培训和服务等功能为一身的职能中心。

　　鉴于阿兰·梅里埃对中国卫生健康事业的贡献，他荣获2014年度中国政府友谊奖。更值得一提的是，早在中法建交前，阿兰·梅里埃的岳父保罗·贝利埃1965年就在北京展出贝利埃卡车，由此成为对华技术转让的第一人，得到周恩来、邓小平等老一代领导人的赞扬。

　　威尔纳·格里希 

　　武柴人不会忘记“洋厂长”

　　1919年生于德国的威尔纳·格里希，是一位企业管理专家，更是改革开放后中国国企聘请的第一位“洋厂长”。1984年受聘担任武汉柴油机厂厂长后，他大胆改革、从严治厂，引进国外以质量、市场为核心的管理理念，开创引进国外管理型专家先河，拉开了中国企业界国际化人才管理的序幕。

　　格里希来到武汉柴油机厂后，经过一系列调研，率先提出要发展就要打破“铁饭碗”。除主抓质量、抓管理之外，还提出“减员增益”的改革方案。在担任武汉柴油机厂厂长期间，他改变了该厂管理落后、质量低劣的面貌，使柴油机实现向东南亚7个国家批量出口，开创了中国引进国外管理型专家的先河，对中国国有企业的管理体制产生了巨大影响。

　　朱镕基给《格里希在武柴》书的序中写到：“我们应该学习他不图安逸，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忘我地为武柴工作的奉献精神；学习他从细小而关键的事抓起，说到做到，一抓到底的求实精神；学习他严于律己，永不满足，一丝不苟，认真负责的精神；学习他时时处处精打细算，勤俭办厂的精神。”

　　2003年4月，格里希在德国去世，享年83岁。他生前还特别叮嘱后人，将一部分骨灰撒入武汉的长江。2005年4月，在他去世两周年之际，在武汉市著名的汉正街都市工业园和格里希的家乡杜伊斯堡两市，分别竖立起两尊他的铜像。

　　克劳斯·施瓦布

　　“达沃斯之父”的中国情结

　　1971年，克劳斯·施瓦布倡议并创建“欧洲管理论坛”，并在1987年将其“升级”为“世界经济论坛”，也称作“达沃斯年会”，自己担任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兼执行主席。

　　“我在1978年读到有关邓小平改革开放政策的文章，当时就确定中国将会成为国际舞台上的重要角色。”回忆起与中国第一次“触电”，施瓦布说到他在1978年向邓小平发出的参加世界经济论坛的邀请，“于是，1979年，我们（世界经济论坛）开始与中国的第一次接触，并邀请中国代表团来达沃斯参会。”在那一年论坛举行的3个月后，施瓦布率领一个包括20名欧洲企业CEO在内的代表团回访北京。

　　在此后的几十年里，施瓦布每年至少来中国一次，有时一年来两三次，推动世界经济论坛与中国合作，并见证了中国的改革开放历程，以及中国与会者在世界经济论坛上从“听别人说”，到积极参与各种讨论，为解决问题贡献办法的改变。

　　2005年，施瓦布提出“中国夏季达沃斯”的设想。在他与中方的共同努力下，首届“夏季达沃斯”论坛于2007年9月在大连举行，自此，中国成为了论坛的长期主办国。2017年，在施瓦布邀请下，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达沃斯年会并发表主旨演讲，中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地位与作用再度成为热点。

　　松下幸之助

　　中日合资办企业的典范

　　被誉为“经营之神”的松下幸之助是日本松下电器创始人。在中日关系发展史上，他也是中国改革开放的见证人与合作者。松下幸之助在耄耋之年两次访华，并与邓小平会谈，从此拉开了日本百年老店松下电器在中国发展的序幕。

　　松下幸之助创办的松下电器是改革开放后最早进入中国的跨国公司之一，背后颇有渊源。1978年秋，邓小平访日期间参观了松下电器公司，83岁高龄的松下幸之助亲自到门口迎接。当时，邓小平对松下幸之助说：“松下先生能否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帮点忙？”松下当即允诺。他说，相信到21世纪，世界繁荣的中心将回到亚洲，日中两国要加强合作。此后，松下幸之助在日本积极介绍中国的改革开放。他曾撰文说，在历史长河中，日本受中国文化影响，许多先进技术都是中国传授的，没有中国的帮助，就没有今天日本的发展。

　　上海市日本学会会长吴寄南认为，松下幸之助独具慧眼的决定，在当时日本国内的环境下需要勇气和决心。当时日本电子业界蓬勃发展，加之不了解中国情况，许多企业并不看好中国市场。在松下幸之助的推动下，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松下电器与北京有关单位合作成立北京松下彩色显像管有限公司，双方投资规模达248亿日元，是当时最大的中日合资企业。多年来，松下电器公司先后对中国企业提供的技术合作项目多达160多个，也为中国电子工业培养了大批人才。

　　吴寄南指出，松下幸之助代表了当时日本一批愿意帮助中国改革开放的友好人士，中国对此充满感恩。

　　大平正芳

　　向中国提供第一笔日元贷款

　　大平正芳，日本第68、69任首相，去世多年后对日本政治仍有相当影响力的著名政治家。大平正芳对中国有一份特别的感情，他对中国文化尤其是古典哲学有深入理解，并把《老子》的“治大国如烹小鲜”当作座右铭。作为田中角荣内阁的外务大臣时，他在中日恢复邦交正常化的谈判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在上海市日本学会会长吴寄南看来，大平正芳是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贡献最大的日本友人。为支持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大平在担任首相期间向中国提供了第一笔日元贷款。这是中国改革开放后接受的首笔双边政府间贷款，时间长、利率低、数额大、没有附加条件，对于当时百废待兴、资金短缺的中国来说，是一笔至关重要的外汇来源。这项贷款直到2008年结束，持续近30年，可以说一直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

　　有关大平正芳与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还有一则广为流传的故事。1979年12月，大平正芳作为日本首相访华。12月6日，邓小平会见他时，把中国追求的“四个现代化”具体量化，表示到二十世纪末，中国要争取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人均1000美元，实现小康水平。邓小平把这个目标称为“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即“小康社会”。多年后，邓小平在会见其他日本领导人时，不止一次地提起这次会谈，表示“翻两番、小康社会、中国式的现代化”这些新提法正是在谈话中首次提出的。

　　尤为难能可贵的是，大平正芳从未疏于反省战争责任，不忘引导国内舆论。1978年，日本民间出现了认为日本对历史“反省过了头，对中国过于卑躬屈膝”的声音。大平正芳对此严肃指出，“日本反而是连必要的反省都还没有做够”。

　　李光耀

　　“中国模式”的坚定支持者

　　新加坡开国元首李光耀被誉为“新加坡国父”。作为祖籍广东梅州的新加坡华人，李光耀对中国有着别样的情感，一直关注中国的发展。1976年以来，李光耀在任内访华30余次，致力于发展同中国的友好关系，并推动中国与马来西亚关系的改善。

　　李光耀对中国的改革开放始终持坚定的支持态度，并与改革开放后历届中国领导人都建立了紧密的交集。1978年访问新加坡的邓小平在与李光耀会见时说，中国可以借鉴新加坡的发展经验。但李光耀说，新加坡华人可以做成的任何事情，中国没有理由做不到或不能做得更好的。此后，两国政府达成人才交流协定，成为中新关系的一个友好篇章。而在李光耀的推动下，中新政府间重要的合作项目、中国第一个工业园区苏州工业园区于1994年设立并启动，苏州工业园区模式也成为他留给世人的一份宝贵遗产。

　　与五代中国领导人有过交往的李光耀，对于中国的发展模式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在《李光耀观天下》一书中，他曾写下对于中国的预期，认为中国的发展“有自己的方式”。“5000年来，中国人一直认为，只有中央强大，国家才能安全；中央软弱则意味着混乱和动荡。每个中国人都理解这一点，这也是中国人的根本原则。西方一些人希望中国变成西方传统意义上的民主国家，但这不会发生。中国是一个有着13亿人口的巨大国家，文化和历史都与西方不同，中国有自己的方式。”

　　2015年3月23日凌晨，李光耀病逝，享年91岁。

　　萨马兰奇

　　推动中国重返奥运大家庭

　　作为中国人最熟悉的西班牙人，萨马兰奇是国际奥委会第七任主席、终身名誉主席，也是中国重返奥运大家庭的重要推手。

　　1978年，中国还没有获得国际奥委会的合法席位。而就在这一年，时任国际奥委会副主席的萨马兰奇第一次造访中国。“我想不通，一个10亿人口的大国，居然不是国际奥委会成员？”为此，萨马兰奇四处奔走，开始了他与中国三十余年的情缘。

　　1979年，中国重返国际奥林匹克大家庭。在5年后的洛杉矶奥运会开赛第一天，萨马兰奇圆了自己一个梦——亲自颁发中国获得的第一枚奥运会金牌，站在他面前的是获得中国奥运史上第一金的中国射击运动员许海峰。后来，他又萌生了让奥运圣火在北京点燃的想法。2001年7月13日晚，萨马兰奇向世界庄严宣布，2008年第29届夏季奥运会的举办地为“the city of Beijing”，他说：“这是我在国际奥委会主席任上，最后一次宣布奥运举办城市。在那之前，我经常向同事们提起，希望能在北京举办奥运会。”2008年8月8日，88岁的萨马兰奇如愿出席北京奥运会开幕式。

　　2010年4月21日，萨马兰奇离世，享年89岁。

　　斯蒂芬·佩里

　　子承父业的“破冰者”

　　斯蒂芬·佩里是英国四十八家集团俱乐部主席。1953年，斯蒂芬的父亲、时任伦敦出口公司董事长的杰克·佩里与48名英国商界人士突破西方对新中国的封锁，访问北京，开启了最早的贸易对话，成为英中关系的“破冰者”。

　　1972年，斯蒂芬·佩里第一次跟随父亲到访中国。同年，他们协助促成了美国和中国首个贸易协定，紧接着中美关系破冰。1993年，斯蒂芬子承父业，成为英国48家集团俱乐部主席。“作为‘破冰者’，我们的任务是帮助西方政府、商界和人民了解中国，了解中国政策和文化。同时，也帮助中国了解世界。”佩里如此理解自己在英中关系中的角色。

　　在佩里的努力下，如今的48家集团俱乐部拥有600多名中英两国个人或机构成员，涵盖商业、文化、外交、学术等多个领域。集团以“平等互利”为信条，向所有致力于积极建设中英关系的人开放，并为他们提供交流平台。2008年，48家集团俱乐部又成立“青年破冰者”组织，促进两国年轻人的交流。而他的儿子成为“青年破冰者”组织的创始主席之一，将“家族使命”传递下去。

　　莫利斯·格林伯格

　　“第二故乡”在上海

　　1919年，科尼利厄斯·史带在上海创立了世界知名保险公司史带集团的前身美亚保险代理公司，成为首位把保险概念带给上海的西方人。世事变迁，已经成为世界保险业翘楚的史带集团仍牵挂着“第二故乡”的发展。在中国重新向世界敞开大门后，现任董事长莫利斯·格林伯格第一时间就重新踏上这片土地。秉持着对中国未来发展的坚定信念，格林伯格不断突破障碍，为集团重返中国不懈努力。经过近20年的坚持，在中国有关方面的支持下，史带集团旗下的美国国际集团于1992年获得中国人民银行颁发的牌照，在上海设立分公司，独资经营寿险及非寿险业务，成为第一家重返中国的外资保险公司。1996年，集团旗下友邦保险签下一份具历史意义的租约：史带在上海创立保险公司的旧址、位于外滩的中山东一路十七号大厦的再次成为公司办公地，成为集团重回中国一大里程碑。

　　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脚步，格林伯格率领史带集团为中国引入了创新的保险代理人制度，再次开创中国保险业的先河，并在中国创造了百万个工作机会。此外，格林伯格积极推动公司在中国的慈善基金会。截至今年，基金会对中国慈善事业捐赠约3亿美元，并高价收回圆明园宝云阁10扇铜窗无偿归还中国。

　　在格林伯格的倡议下，著名的上海市市长国际企业家咨询会议应运而生，他从担任第一届主席至今的30年间都活跃在会场内外，为上海经济发展出谋划策，并于1997年被授予“上海市荣誉市民”称号。格林伯格还是北京市政府特聘资深经济顾问、中国发展研究基金及国家开发银行国际顾问委员会成员。

　　罗伯特·库恩

　　美国银行家里的“中国通”

　　美国投资银行家、库恩基金会主席……拥有多个头衔的罗伯特·库恩是著名的“中国通”,他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向世界讲述真实的中国。

　　1989年起，罗伯特·库恩就在经济、科技、文化、外交和国际传播等多方面向中国政府提供咨询，与包括国新办、科技部等许多部门有广泛合作。作为花旗集团全球投资银行的高级顾问，罗伯特·库恩专职负责跨国公司策划。近年来，他还与中国主要企业合作，对它们在国际资本市场上融资、重组及并购活动提供全方位建议。

　　凭借自己的专业能力和对中国文化与政治的独特而深刻的了解，以及在英国广播公司、彭博新闻社等主流媒体担任评论员的便利，他积极向世界介绍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