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男人原先是不做饭的。”在最近一篇网上热议的文章《上海“小男人”的制度成因》中，美国马里兰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高峥认为，上海男人真正开始下厨房的历史，大约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始，与当时的食品计划供应制度及上海家庭家务分工的转变有关。沪上作家马尚龙早有对上海男人的研究著书，他认为，上海男人开始分担家务，可以追溯到更早，正说明了上海地区对男女平等观念的接受度，“这背后是社会文明前进的历史。”马尚龙说。

　　男人下厨的接受度

　　“厨房就是一个家庭中的场所，进厨房没有什么好难为情的。”四十多岁的黄先生是一位经常下厨做饭的丈夫，他认为，这来自于他在夫妻关系上的平等思想，并且是对妻子的爱护有道。他把下厨看作是一种爱好和综合素养的体现，把做一道菜比喻成沏一壶茶，原材料的好坏，制作过程中的步骤、工序都影响了最终的口味。

　　黄先生认为自己是典型的上海“暖男”，就算在外“呼风唤雨”，回到家也会“系上围裙”，与妻子一同分担家务，谁有空谁做饭。他对菜的口味烧法有点小讲究，“白斩鸡、煲汤的鸡、嫩炒的鸡选材肯定不同，做菜力求忠于食材原味少加调味料。”他的菜也颇受家人和亲友好评，这让黄先生更有信心和乐趣在家宴时露两手。

　　作家马尚龙认为，男人下厨与城市文明有关。他说，现在应该对“小男人”有一个新的定义，是“口气小”、“力气小”，不随意许诺、但要言而有信，更不随便动粗，“男这个字，上有田，下有力，过去生活靠的是男人在田地里用的力气，现在力气用得少了，从田里走出来了，绅士的气度就变大了。”

　　在腾讯文化中刊登的文章《上海“小男人”的制度成因》中，美国马里兰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高峥的观点是，在受西方文化影响深远的上海，男性更容易接受女性在外工作，也更愿意为妻子分担家务劳动。而投入到家务活中的上海男性，也觉得自己在家庭事务中更有发言权了。高峥说：“男人并不把这当成是一种屈辱，而是觉得‘我显得更能干’。”

　　家庭妇女走入社会角色

　　男性从什么时候开始分担起家务活？学者认为，起因上世纪五十年代家庭所面临的种种问题和困难。朱国栋和段福根的《上海服务市场》中记述：“上世纪三十年代，在上海的一个普通餐馆吃上一顿不错的饭，大概需要花费28个铜钱。当时一个技术工人的日薪为210个铜钱。即便一个男人每天三餐都在餐馆里吃，花在食物上的费用也不到其薪资的40%，所以下厨做饭，对于当时的上海男人来说，并不必要。”

　　1950年代，家庭妇女开始走出家庭，参与工作。高峥发表的相关论文中引述数据称，1949年，上海约有200万女性居民，其中仅17000人为工厂女工，而家庭妇女的数量则占120万。但是在随后的3年中，走进工厂、学校、医院、政府部门等处工作的女性多了4万多人。到1958年，在职女性人数已经达到约25万。另外，大约50万曾经的家庭主妇也开始参加劳动，如成为针织厂女工等。当时的一份政府报告显示，截至1960年，已有77.58%的家庭主妇走出家庭，参与到了城市工作生活中。在那时，上海的妇女就业率为全国最高。这些数字背后，意味着女性面对了工作和家务的双重压力。加之国家提倡“男女平等”的观念，于是，丈夫们开始踏入厨房，为妻子分担家务劳动。

　　作家马尚龙在2009年写的《上海男人》这本书中，也提到过关于上海男人为何会走进厨房。“女性经济地位社会地位提高，与经济发展物质先进也有关联。那时上海光棉纺厂就有30多家，大量的纺织女工要倒三班工作，女性要上中班、夜班，这段时间里家务事谁来做？男人就必须担起烧饭带孩子的事。这也是那时上海石库门生活的象征。”

　　家务是一项综合工程

　　高峥认为，上世纪五十年代，上海的许多家庭都面临着同样的问题：收入低、劳动繁重、粮食短缺、购物困难等等。为了获得更好的生活质量，丈夫加入到妻子的购物和下厨中来，是非常合理的。虽然食品计划供应制度在全国范围都存在，但是上海的食品种类更多。“当时上海发行面票、米票、肉票、蛋票、鱼票、糕点票等，后来还出现了一号票、二号票。”食品商店也会将不同的食物适当搭配在一起，于是全家人就需要一起策划一号票要买什么、什么时候去等等一系列问题。“有时候需要很早去排长队，甚至通宵去排。这样女的肯定吃不消，家里的男人就要去。”

　　马尚龙则认为，计划供应倒未必是让男人参与家务活的最重要原因，因为当时全国各地，凡是城市都实行凭票证购粮油食品。他认为上海居住空间的狭窄，空间环境上的影响，倒是逼着男人和女人一起螺蛳壳里做道场，要一起合计着把日子过好。他说，上海的居住条件一直是空前紧张的，这样的局促环境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尤甚，市井生活要求夫妻必须一起做事。“比如一早起来，要倒马桶，同时要去菜场排队买菜，一人无法兼顾，就要两人分工协作。家庭生活就是钱一起赚，活一起干。”

　　“男子汉”标准大讨论

　　到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社会情况又发生了变化，社会上有过一股大讨论“怎样才算是真正的男子汉”。高峥认为，改革开放以后，越来越多的食品半成品和厨房电器出现，家务不再如从前繁重，频繁的饭局也让人们在家做饭的时间明显减少。“好丈夫”的标准也在发生变化，“经济能力”逐渐成为其中最重要的指标。

　　1986年，上海剧作家沙叶新在他创作的话剧《寻找男子汉》中，讲述了一个大龄女青年找对象的故事。剧中的几个征婚男人条件都很不错，其中有听老婆话、会做家务的男人，但是沙叶新仍然觉得他们并非真正的男子汉。他希望能借此呼吁上海男性恢复传统中国男人的男子气概，不再做一个“小男人”。

　　上世纪80年代，纺织系统也开创全国之先，进行过一个“好丈夫”评比，马尚龙说，那个评选活动中脱颖而出的丈夫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会做家务。他继而表示，对于“嫁个好男人”的理解，是要找一个有家庭责任感的男人，实际上对于上海男人变身“买汰烧”是误读，大多数家庭还是男主外女主内的，但要两人分工一同操持的。这一点无论在哪个地方哪个年代都是夫妻互相尊重照顾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