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玉芬的业绩包括抓出“一名铁路局长有17个二奶”，十几年来，她早已习惯了成为新闻关注热点。不过今年春节期间有所不同的是，中国当下反腐风暴的背景，让张玉芬引起了海外媒体注意。

　　■文 宗和

　　关注1:曾经的“二奶杀手”

　　那是1997年，古都西安刚刚在几年前被列为内陆开放城市开始发展经济，张玉芬结婚16年的丈夫不久前因为第三者离开了家，抛下了她和15岁的儿子。这位在文化大革命中长大、上学时酷爱侦探小说的西安妇女开始将全部精力放在追查丈夫的下落上——在丈夫担任科长的税务局门外的大树后蹲守、观察他的行车路径、以每天300米的速度一点一点接近目标，直到最后找到他和第三者的住所。她一次次找到，又一次次眼看丈夫听到风声在她到来前火速搬家，直到八年后“我捉奸在床，两个人一丝不挂，拍了照”。她恨恨地说，“我就是要让他们付出代价。”

　　从1995年底发现丈夫出轨到1997年丈夫离家，直至2007年离婚，张玉芬发动了包括丈夫的同事领导、亲友等一切关系来劝他回家，在媒体上登广告寻夫盼望他能回头，绝望后曝光他和第三者的工作单位和照片来羞辱他们，并收集证据十一次将他以重婚罪告上法庭。“这个事情不处理好，我其他什么事情都没法做。”

　　在这一过程中，张玉芬遇到了许多同样命运的姐妹，比较起无法理解她“心酸的经历”不支持她的家人，这些姐妹“不是亲人胜似亲人”。她们轮番为每一个人调查婚外情、出手打二奶，在挽留丈夫无果后收集可在离婚诉讼中争取利益的证据。

　　1997年末的一天，她们一共十人聚集在张玉芬西安的家中，喝醉后哭着高唱《国际歌》，“我们要夺回劳动果实”。“我当时举着酒杯说，女子侦探社今天正式成立，”张玉芬说着，洪亮的声音有些颤抖。“从那天起，打二奶已经成了我人生的使命。我们说要一块儿把中国的二奶赶尽杀绝，能保住一个家就保住一个家。”

　　张玉芬至今对丈夫离去充满愤怒，指责那个当年被称为第三者、现如今叫做二奶或小三的群体是婚姻破裂的主因。“在一个房檐下哪有不碰碰磕磕的，但那不是离婚的理由。即便是夫妻关系再好，只要有第三者插足，这个家不破都得破。只要一有第三者，男人就变心，变得特别快。男人一变心或者有二奶，就会对妻子心狠手辣。”

　　这些“打二奶”姐妹会一起上门捉奸、一起上街打二奶。一开始只是一群人凑在一起为了出气而无偿出手，后来也会收一些“交通费”。张玉芬说，她们会将二奶在闹市区脱光衣服当众加以羞辱。“我说给她先把裤子扒了，先扒了裤子跑不成。”张玉芬边说边挥舞双臂，在空中狠狠地画出一个八字。回忆起多年前指挥姐妹们打二奶的经历，她的脸上仍会焕发出胜利者的光芒。

　　她说九十年代、21世纪初，中国人的家庭观还较重，如果警察出面干预，她们就坦然相告对方是第三者，警察也就不再插手了。“还有些会说‘我没看着，我没看着’”。

　　渐渐地，越来越多妻子找到张玉芬求助，请她帮助查婚外情、代理离婚诉讼，甚至通过电话指挥捉奸、打二奶。张玉芬出了名，开始接受各种媒体的采访，从一本杂志开始，她二奶杀手的名号逐渐传播开来。她说帮助他人处理婚外情问题，“我获得了真情、获得了知识，体现了我人生的价值，最起码对这些人来说我是有用的。”

　　关注2:“全国首家女子侦探所”诞生

　　2002年，在报纸上看到我国对侦探社商标注册解禁的消息，张玉芬萌生了将“打二奶游击队”转为“正规军”的念头。尽管原则上对商标注册开禁，但私人侦探领域在我国一直处于灰色地带。“侦探社”的名号还是太敏感，2003年，张玉芬在西安成立了“火凤凰商务信息服务有限公司”，实际从事的还是抓二奶的侦探事务，专门帮人收集“包二奶”的证据。

　　“火凤凰”被媒体认为是“全国首家女子侦探所”。多年来，她用来记录打二奶的笔记本，已经用到了第34个。被媒体关注后，她的做法引起了轩然大波，争议声不绝。反对的人认为她侵犯了他人的人身权和隐私权，并涉嫌故意伤害。2008年，她联合16人发起了“中华全国民间反二奶同盟”，不定期聚会进行反二奶经验的交流。张玉芬说，她登记在本子上的会员已有十几万。在成立宣言中，她写道：“二奶不除，社会没有和谐，只有威胁！”“咱们弱势群体团结一致，看准了二奶把她消灭！冲啊，大刀向二奶们头上砍去！杀！杀！杀！”

　　将近20年，张玉芬说她参与或给予建议的婚外情调查不下万例，打过的二奶也多得数不清。但她发现，有权有钱的男人多了，包二奶的越来越多。“没有权就没有钱，没钱拿什么养二奶。”“五六十岁、七八十岁，才学坏，高歌一曲迟到的爱，包人就包下下一代。哪管妻儿泪涟涟。”张玉芬一边说一边也被自己的幽默逗乐。

　　关注3:从“火凤凰”到“月亮湾”

　　2007年在打了一位西安当地区法院法官的二奶后，张玉芬以“人身伤害”罪遭到警方传唤，这是她打二奶多年的第一次。据《华商报》报道，这位法官后来遭到了纪委的调查，对张玉芬的传唤也不了了之。但这件事还是让她开始担心攻击二奶的法律后果。张玉芬说，后来各地有数名经她指导出手打二奶的妻子都因为“故意伤害罪”被警察抓了，她开始逐渐减少打二奶的业务。西安的侦探公司仍在继续，但办案只收少量的“交通费”，收益很低。

　　2007年9月9号，张玉芬十年的离婚大战终于以她取得两人的共有房产的判决而结束，她说她突然感到一种解脱。“我的事办完了，不能再在仇恨中继续生活。要有一个新的起点了。”

　　而且，许多妻子在她帮助报复过二奶以后，仍然多年走不出失婚的痛苦，对生活的抱怨没有一丝减少。“从外表上看，打二奶替妻子出了一口气，但没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必须从心理疏导，让她走出受伤害的阴影。”

　　张玉芬说她曾在北京工作过数年，也曾多次来这里打二奶，每次她到这里，都会有一些各地的姐妹赶来向她求助或倾诉，已逐渐成为她的一个落脚点。

　　2014年初，张玉芬带着她从调查婚外情、打二奶得到的收入和积蓄共10万元，离开了家乡西安来到北京，她决定开设一个“情感驿站月亮湾”救助站。“月亮代表女性，月亮湾就是女性受到伤害后避风的港湾。”她“二奶杀手”的名声并没有帮助她在当地赢得更多支持，“我打二奶越多，他们就越觉得我给西安抹黑。妇联、民政都不喜欢我这样轰轰烈烈的搞法。”而北京对她这份妇女维权事业来说，是个巨大的市场，受婚姻伤害的妇女更多。2013年，北京以离婚率39%高居全国榜首。

　　然而，离婚率虽高，由于张玉芬尚未在政府部门注册，并无资金支持，而在北京的运营成本也不菲。在看了几个地方之后，她在距离北京市中心约50公里的妙峰山镇以400块月租租下了这间有一个睡得下三个人的土炕、一个单人折叠床等简陋家具的小屋。这是一间位于公路边上一个小山坡顶的水泥小屋，门前种了一溜儿青菜，晾衣绳上晒满了棉被。

　　2014年7月22日早上，因患白内障而视力严重衰退的张玉芬踩着饭桌将塑料纸打印的救助站名钉在门框上，放了鞭炮之后就正式开张了，在场的除了五位受到婚姻伤害的妇女，还有两位被戴了绿帽子的男人。因为房间小，救助站目前每次只能收留一位妇女。许多都是她曾经帮助或者给予建议的妇女。未来，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张玉芬希望能办一个女子养老院，专为女性和失独家庭服务。“我要做自己的特色。”

　　孙艳比张玉芬大一岁，来自河南平顶山，是这里的第二位住客。在她之前是一位来自徐州双腿残疾的妇女。张玉芬说，“是她丈夫出轨后把她打残的。”孙艳的丈夫2007年出轨，经过几年的纠缠在两年前离了婚，并在一次“中华全国民间反二奶同盟”的活动上认识了张玉芬。孙艳说因为离婚的打击，她中了风。女儿已移民国外，独自一人生活的她说婚姻之伤旁人无法理解，“没有其他人可以说，谁也不能总听你说啊”。不久前，孙艳来到北京住进了张玉芬的这间小屋。

　　天气好的时候，小个子的张玉芬会扶着高她一头的孙艳去家附近的集市走走。即使人多走散了，张玉芬也会很快再找到孙艳。孙艳说，“她找人厉害得很。”张玉芬学过中医，每天会帮助孙艳做按摩、针灸治疗。由于孙艳行动不便，她还要负责每天做三顿饭。

　　多数时候，张玉芬的面孔显得松弛而柔和，但说起二奶她的眼神就会凌厉起来，她依然相信，“对二奶就是要赶尽杀绝” ，“不恨不符合逻辑啊，只是没以前那么强烈了”。她时常会跟孙艳说起自己17年前打二奶的故事，“打二奶就是要先脱裤子，让她跑不了。”侧躺在另一张单人床上的孙艳咯咯地笑起来，“就是要打。”

　　关注4:维权之路坎坷多

　　中国法学会婚姻法学研究会名誉会长、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巫昌祯曾表示，“二奶杀手”这样的现象，是在社会逐渐开放，但法律缺乏对合法权益保障的情况下，妇女进行的一种维权、复仇行动，是一种特殊的现象。

　　官场环境不净，是滋生婚外情的温床。张玉芬出轨的公务员丈夫就亲口对她说：“我们单位里每个领导都有二奶，我要是没有，会很没面子。”

　　华东师范大学法律系教师章瑛提出，像张玉芬遇到的丈夫出轨的这类情况，法律在某种程度上是能力有限的，它解决不了人的道德问题。

　　当张玉芬从“火凤凰”转向“月亮湾”后，她又面临无法在民政部门注册的难题。实际上，2013年“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要求改革社会组织管理制度。近年来，广州、湖南、河北等各省区已逐渐开放“行业协会商会类、科技类、公益慈善类、城乡社区服务类”四类民间组织的登记注册，凡属于这四类范畴的，无需再选择挂靠任何单位，可直接到民政部门审核登记注册。张玉芬表示，希望北京也能尽快落实这项政策，让她的为妇女维权之路更通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