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志摩于1931年11月19日因飞机失事永别人世。在他逝世之前的20年，即从1911到1931年，既是社会政体转型的年代，又是文学转型的年代。1911年的辛亥革命推翻了统治中国数千年之久的帝制，去年已是一百周年了。新文学从孕育、发育而进入新文学运动，文体从文言文演变为白话文，旧体诗（文言诗词）转变为新诗（白话诗）。这中间，胡适和徐志摩等人都是倡导者。 

　　徐志摩于1911年写的中学日记，即《府中日记》，有不少忧国忧民的文字，特别是其中一首《感时》诗很不寻常。他因黄花岗烈士壮烈牺牲而痛心疾首，写下了这首震撼心灵的诗：进进进/家破国亡不堪问/生斯世兮男儿幸/手执大刀兮誓将敌杀尽/尽尽尽/也难消扬州十日嘉定屠城恨/进进进//追追追/血溅战衣金刀挥/头可断兮决不归/誓将锦绣江山一鼓夺回/追追追//死死死/不死疆场男儿耻/抛却美妻及爱子/披衣上马去如矢/不得自由毋宁死/死死死。（扬州嘉定系指明末时清兵屠城——笔者注）。这首诗采用了通俗明白的语言，把那个特定年代的民族心声，自由和解放，通过诗化的句式，分行地抒写出来，打破了旧体诗格律的约束。不是新诗，但有新诗的自由，不是古诗，但有古诗的韵味。是古韵传神，是新诗发轫，是旧时代转变为新时代在文学上的反映和见证。 

　　徐志摩于1922年自英回国，稍后他整理出第一部诗集《志摩的诗》（连史纸印的，上面加题“献给爸爸”），其中并未列入中学时代所写的任何一首诗，而且他当时也曾表示此前并未写过什么诗。我想这是因为志摩从小读的是古文古诗，待到出洋留学接受新思想，归国后他的创新意志非常强烈，认为年轻时候所写的诗歌还带有旧体诗的痕迹，不新不旧，不值一提，所以才谦虚地这么说。其实，曾被当时文学界认为新诗开天第一首的胡适的《蝴蝶》（作于1916年8月），也何尝不带有旧体诗的痕迹？读后倒更像是一首五言打油诗，不足道也。重要的是，诗应该是时代的产物。新诗要体现出新时代的讯息和精神，呼唤出民族的心声，在这方面，徐诗当之无愧。黄花岗革命烈士的悲壮义举，激发了中华民族撕心裂肺之声，而在《感时》一诗中喷薄而出。从此，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占定了年轻的志摩，使他一步步走向文学，为开启民心，成就了一个独步的文学人、“啼血”的诗人。人们尽可以透过他那富有爱情色彩的外表，去感悟他一生的精神内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