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位不幸罹患晚期肿瘤的70岁老人。以孝与爱的名义，看起来，她的子女与家人没有别的选择，唯有坚持。

　　痛苦超过想象

　　当最后的时刻逼近，为生命做选择的，往往不是自己，而是别人——比如子女或近亲属。陈老太所面临的，就是这样。

　　陈老太是一个月前因为肺癌病情复发入院急救的。当陈老太在子女们的哭喊中被救护车紧急送往医院时，她的生命已经濒危。

　　“要想救老人，必须进行气管切开，人工插管上呼吸机。”

　　子女们没有丝毫的犹豫。尽管医生告诉他们，以目前的所有治疗手段而言，只能略微拉长一点生命的长度。即便靠每天近5000元费用昂贵的手段维持，老人最终仍会因器官衰竭而死。

　　现在，整整一个月过去了，每天有一名医生和三名护士，24小时负责陈老太的医护。抗生素、营养液、免疫制剂、镇痛药……分分秒秒，都有不同的药品源源不断地通过输液器，注入老人的体内，而她对此几乎没有知觉。每天让医护人员稍稍安慰的是，在药物和呼吸机的支持下，心脏监护仪上的曲线相对平稳。

　　现在，病床上的这位老人已经不能说话、不能吃饭，甚至连意识都是模糊的。“已经完全谈不上生活质量”，一名医生说，“病人比家人想象的要更痛苦。”

　　求生不应“试错”

　　6月18日上午，在一间普外科病房，记者“旁听”一位专家坐诊。其间，有两个患者被怀疑患了肿瘤。

　　“医生，这个能做手术吗？”“做手术能好吗，医生？”

　　不同的诊断，病人家属口中，是一样的焦急。

　　齐鲁医院肝胆外科教授牛军说，几乎每一个病人和家属一样，一旦有了病，首先想到的就是手术。但实际上，对于像恶性肿瘤等疾病，医生更多只是进行对症治疗，而不可能像处理骨折等普通外伤那样，可以帮助患者实现病情的完全逆转。

　　但绝大多数病人不会这样想。身患肺癌14年的济南一家抗癌俱乐部的志愿者韩大白，就曾面对不少类似病友的怆然离世。

　　“想起一些病友的离开，我就流眼泪。”6月21日，韩大白在家中与记者谈起一些病友的离开两眼通红。“有几个病人，本来挺好的，非要做什么新的治疗，很快就不行了。”

　　“当时我们抗癌俱乐部的一位骨干成员，乳腺癌，经常参加我们的‘话疗’等集体活动，精神和身体状态都很好。后来，听说上海有一种新型疗法，可以将肿瘤集中杀死，极力要去。”韩大白劝她三思而行，但她一心想着根治，“前一段时间我刚去送别了她……从上海一回来，她就跟我说，‘大白，我可能错了。’”

　　在韩大白看来，对于身患晚期肿瘤的患者而言，根本就没有“试错”的机会。“姑息疗法，看起来消极，其实是对身体最大的保护。”韩大白说，这些年来，他坚持“多看医生少吃药”，从不拿生命做实验。

　　作为志愿者，22日一早，韩大白又来到泉城公园，为在这里集体活动的病友们送杂志，现身说法。也是在这里，曾有八名病友，因为坚持服用一种“特效药”而先后辞世。

　　“500块钱的一粒药，对某些肿瘤有作用，但个体差异非常大。”韩大白记得，其中一位病友，为吃这个药卖了房子先后花了40多万元，最终也没能实现延长生命的梦想。

　　今天，日益严重的过度医疗现象让人担忧。比如，做CT检查，做一次心脏冠状动脉CT，放射量相当于拍了750次X光胸片。对那些不需要CT检查的年轻人，尤其是年轻女性来说，不但起不到作用，还会带来患癌症的风险。

　　迫于道义压力?

　　ICU病床上的陈老太依旧在呼吸机的帮助下呼吸，生命的终点随时都可能到来。

　　按照齐鲁医院麻醉科医生王志刚的看法，从临终关怀的角度出发，这一则生命的故事，完全可以有另外一个版本。身为医生，他深知，绝大多数晚期肿瘤患者都会伴有周身的剧痛，营养的消退会让人骨瘦如柴。

　　“作为生命，为什么一定要以这样的模样离开？而不能以另外一种有尊严的方式离开？”王志刚认为，当治疗已经无法呵护生命的尊严时，每天大剂量的药物注射、呼吸机支持，其实已经没有必要。“在可能的情况下，应该避免让生命留给家属一副恐怖的模样。”

　　齐鲁医院原党委书记周日光，现任山东省医学伦理学会会长，他清楚地记得，前些年医院里的一名老外科专家，意外查出消化道肿瘤，并且已经转移到了肝部，这位专家的选择出乎很多人的意料。

　　“他既没有选择手术，也没有进行化疗或放疗。他把自己的工作和生活都安排妥当，没有过多地承受痛苦，坦然地度过了最后的时光。”

　　在他看来，选择“不惜一切代价”地为病人施加治疗，很多时候是迫于周围人的道义压力，可是，病人呢？

　　现在，陈老太仍旧一个人躺在ICU的病床上，艰难地呼吸。

　　“老人还在，子女心里稍稍能好受一些吧？”记者话音未落，医生很快反驳：“如果他们看到老人现在的样子，更受不了。”

　　ICU病人是谢绝探望的，隔着厚厚的铁门，子女和陈老太实际已经处于两个完全无法交流的世界。齐鲁晚报(石念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