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7岁的谷超豪走了。耄耋之年，已是生命轮回的自然，却依然让人有些怅然、哀伤。

　　怅然。总觉得，有一些特殊的品性和精神，正随着谷老乃至与他相同相近那一代人的谢世而渐渐稀少，渐渐变成一道缺口。这缺口以及缺损的痛，还会在以后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更巨大、更清晰。

　　“站在高处向下看，看到了全局”，这是有30年合作、相知之谊的杨振宁对谷超豪学术研究的生动评价。老友之言，或有溢美，却必定切中肯綮。在他研究的领域，谷超豪被称为“战略科学家”，被法国同行描述为“独特，高雅，深入，多变”，用科研界今天的说法，就是当代中国最急于寻找和培养的那类“创新型领军人才”。

　　回顾谷老生平成就会发现，其中固然有天赋成分，更多却是因为早年得遇大数学家、教育家苏步青、陈建功等名师，让他的学术生涯打下扎实的基础，一起步便站上了“世界级”的高处。

　　比眼界更为重要的，是精神境界与胸怀。将祖国需要与个人兴趣结合起来，是谷超豪先生面对后辈学子时一直强调的，对他们这一代人而言，为祖国需要而去攀登某个科研“高峰”，甚至不惜“转行”，而不计较个人名利得失，情形十分普遍。从谢希德、钱学森到谷超豪，一连串而今闪亮在中国科研天空中的“大师”名字背后，都有着这样超越一己私利的通透理想与高远襟怀。晚年谷超豪曾经总结说，是当年的民族危亡、灾难深重的现实唤起了格外强烈的历史责任感，让他们只思“做大事”而不是孜孜以求地琢磨如何“做大官”、“发大财”，才让那个时代走出了日后众多领域的学术“大家”。“做学问就像下棋，要有大眼界。只经营一小块地盘，容易失去大局。”谷超豪这样概括时，今天的年轻人未必真能听懂、做到。

　　不完善的教育模式和科研考核体系，与只见个人眼前功名利益的眼界、精神高度，让今天的许多年轻科学家们不自觉地陷于琐屑的蝇营狗苟，怨天尤人、归咎于环境之风颇为盛行。而这样的思维和行为一旦成了习惯，学术激情、创造力便会有意无意地被扼杀、萎缩。

　　一个国家、社会固然不该以“集体”“大多数”为名，去剥夺、挤占普通公民的个人权益，但今天的社会精英们究竟该如何担当起对于民族命运的历史责任，而不是混同流俗、甘心成为物质欲望的乖乖俘虏，也应该是值得警醒的问题。

　　面对谷超豪等前辈学人渐渐远行留下的那片空白，面对钱学森的“大师”之问，需要拷问的，绝不只是教育制度，还有一个民族所有“精英”们的精神。我们需要想一想:除了“做大官”、“发大财”之外，我们是否真想“做大事”?我们该如何继承一点“站在高处，看到全局”的老式风范?